以火家集城址和西安州城址为例
文/母雅妮 禹风
北宋时,固原地区处于北宋与西夏的交界处,是重要的战略地区。修筑城寨和城堡,是宋夏相互防御的主要形式(图一)。
一
宋夏城址分布情况
北宋对于固原地区实行特殊的、以军事为主要特征的军政体制,即军、城、寨、堡、关的一套军事防御体制,西夏也针对性地建立了数量相对较少的寨堡。
李华瑞认为:“北宋以修筑城寨作为应付西夏的主要手段,是随着宋夏对抗的逐步级才得以确立的”[1至道元年(995),遂建镇戎军城。咸平二年(999),宋廷收防线,弃镇戎军不守,退筑东山寨(今彭阳古城乡)。咸平四年(1001),恢复镇戎军。从此,以镇戎军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开始建立。
宝元二年(1039)六月,夏竦提出:“若缮治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但趣过于岁月,不预计于胜负,是今之常制也。”2于是,修筑城寨堡垒被正式视为北宋制 约西夏的战略措施。自庆历年间起至北宋灭亡,宋在西北沿边掀起三次修 筑城寨的高潮,分别是庆历至嘉祐、熙宁至元丰、绍圣至崇宁。据史书记载,北宋在固原地区设军三,即镇戎军、德顺军、怀德军;设城六,即彭阳(今彭阳城)、怀远(今西吉偏城镇)、平夏(今原州区黄铎堡)、南牟会新城,笼竿(今隆德)、靖夏;设寨三十四,主要有东山(今彭阳古城)、乾兴(今彭阳王洼南)、天圣(疑在今固原官厅南)、高平(今原州区头营马园)、荡羌、通峡(今原州区黑城乡北范麻河谷口)、灵平(今原州区杨郎乡西北王浩堡古城)、镇羌(今西吉沙沟附近)、九羊、定戎、绥宁(今彭阳孟源乡境内)、得胜(今西吉硝河乡境内)、瓦亭(今泾源县瓦亭)、定川(今原州区中河乡大营村黄嘴古城);设堡四十九,有名的有开远(今原州区开城乡三十里铺)、张义(今原州区张易镇)、刘番等堡;设关三,即萧关(今海原县高崖乡草场古城)、六盘关(今泾源县和尚铺西六盘山顶)、制胜关(今泾源县城西官庄)3。
西夏初期的城寨多是夺取北宋边地后,直接占用或稍加修固北宋留下来的原城寨。后期与北宋相持不下,才逐渐开始自己建造城寨,《西夏记》卷十七载:“(元丰五年)正月,修南牟城。南牟倚天都、葫芦河形胜,自李宪残破,宫殿皆毁。蕃部族帐迁徙无依。梁氏使乙埋修复之,近天都创立七堡,量兵为守。”
这些宋夏城寨遗址现在主要分布在固原市下辖的原州区、西吉县、泾源县、彭阳县、隆德县以及中卫市的海原县。现有具体数量如表一。
二
宋夏城址实例
(一)火家集城址·宋(羊牧隆城)
火家集城址(图二)位于宁夏固原西吉县将台乡火家集村西南(中心点坐标:35°44'14.8"N,105°47'24.9"E),1984年李怀仁、王炳忠调查发现。该城址坐落于葫芦河与烂泥河之间的三角台地上,分布于平川和部分山体之上,地势较为平坦,东侧有葫芦河流域,南面有隆好公路从遗址中部穿过。遗址内有农户及耕地,部分路面宽敞,城东侧为西静公路,南北贯通。
火家集城址地处边陲重地,常年兵戎相见,是当时北宋抵御西夏的重要城寨。为北宋渭州山(六盘山)外四寨之一。据史料记载,“城建于北宋天禧元年(1017),名羊牧隆城。庆历三年(1043)改名隆德寨。”[4据《武经总要》载:“(隆德寨)天禧初筑,属渭州。地名邪没龙川,蕃语讹谓之羊牧隆城。庆历初改今名,隶德顺军。”[5]金代皇统二年(1142)设隆德县,为县治所。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令隆德县迁县。迁县后,因县城原址有传统的山边贸易集市,且火姓人居多,故名火家集。
火家集城内城严重损坏,东城墙因居民耕种建房损毁严重,墙体仅存几小段残迹外,其余均毁于农民耕种,只有在西南角残存的痕迹。城址地面散见大量的宋代瓷片和可见内壁饰圆点纹的灰陶片。
(二)火西安州城址· 西夏
图五西安州城址平面图
图六西安州城址全景图
西安州城址(图五、图六)位于宁夏中卫市海原县西安镇老城村(城址内十字路口处坐标:36°35'40.7", 105°28'12.9"),东距海原县城20千米,坐西向东,盆地地形,耕地地貌,周围广阔平坦。西侧3.5千米是六盘山余脉西华山(又名天都山),东侧是锁黄川。小红乡镇公路从城址东、西门穿过,城址内东侧是耕地。
图七西安州城址西南角面貌
图八西安州城址夯土层
西安州城址基本呈正方形(图七),南北长982米,东西宽980米,城墙四角有角台,每边有19个等距离马面,相距50米,城墙存高4~8米,基厚12米,顶宽1~3米,黄土夯筑(图八),夯层厚8~12厘米,墙体内有原木,腐朽后孔径10~25厘米,纵横交错,开东、西门,并绕以瓮城。四周有护城壕堑,宽约35米,明成化四年在城内增筑东西方向隔墙一道。
西安州城始筑年代不详,五代时称“鼎摩会”。据《宋史·夏国传》和 《嘉靖固原州志》卷一等载,西夏初年筑,名曰南牟会。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西夏李元昊在此“内建七殿,极壮丽,府库馆舍皆备”。西夏大安七年(1081),宋熙河路军李宪越屈吴山至西安破城,为宋军所焚。次年,西夏收复,元符二年(1099)宋重修,并建为西安州。元代,豫王封地,并在西安州建都。旧志载城围长9里3分,高3丈2尺,护城壕阔深与城等。城内原布局为四街八巷,东西为街,南北为巷。明初为楚府牧地;成化四年(1468),巡抚马文升在城内增筑西至东隔墙一道,城被分为南北二城。成化五年(1469)设守御千户所于此。
西安州城址现北墙中端部位破坏严重,南城保护较好。该城于1920年海原县8.5级地震塌毁,仍保存震后原貌。又经过风雨剥蚀等自然破坏,加之当地农民在城内从事农耕以及建宅院,对城址造成一定的危害。西安州城址内地表有大量砖瓦和陶瓷器残片,除少数为宋夏时期的遗物外,多系明清瓷片。曾出土西夏官印1枚,菱形铜镜等遗物。
这些城址在宋夏边界犬牙交错、鳞次栉比。火家集城址和西安州城址都是典型的宋夏城址,通过笔者对两个城址的细节描述,可见宋夏城址虽有相同之处,却各有特色。
宋夏城寨都是战时所建,用以联络传递信息,打击外敌,保护民众。但是他们的不同之处也分外明显:
1.北宋城寨多是建立在地势险要的山地上,城寨因地势原因及防御需要,多为不规则长方形,城寨四周多挖有护城壕,或就近于河边,城寨外有专门屯兵的小城。西夏的城址多是建立在平地之上,城寨几乎都为正方形。
2.北宋城寨多是外城内城分明,且建立多个内城,争取敌人入侵时,有可以节节暂退,争取反击、救援的时间。西夏城址虽有内外城的区别,却不似宋朝城址那样区域分工明确。
3.宋朝城址职责划分明确,有住宅、屯粮等用途,用以长久防守,城寨内的首领往往会偷偷修筑地道,用以逃生。西夏城寨更好似临时驻军地点,并不用以长久防守,若攻打到宋地界,还会随时占用宋朝城寨作为新的驻军地点,以便发起再次进攻。
三
城寨的作用
城、寨、堡因为军事防御功能的要求,一般都建在山势险要的形势之地,其寨、堡分布密度高,城寨之间往往呈几何形式,相互依赖,从而增强总体抵御能力。早在真宗时期,李继和、曹玮筑寨就体现了这一原则,章粱在元符元年(1098)回顾道:“窃观李继和筑寨置堡,其意概可考证。三川、定川两寨,相去才十八里,而山外堡寨,处处相望,地里至近。西贼尚或寇掠,然不能为大患,捍蔽坚全,至今蒙利。”61两城寨间的距离都不太远,大致由十数里至数十里不等,方便彼此救援。如“怀远寨,东至镇戎寨六十里,西至得胜寨三十里,南至张义堡四十里,北至镇羌寨二十七里”7。城寨之间又建有烽火台,用以传播信息,辅助城寨的相互策应联系。可见城寨的修筑对于宋夏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修筑城寨是宋与西夏争夺周边小蕃部的有力手段。在宋夏必争之地建置城寨,既可以有效地限制和胁迫蕃部,又可以安抚地方蕃部,致使他们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元丰五年(1082),李宪奏请自熙宁寨至鸣沙城筑十余堡,也是为了招纳蕃部,“则是天都以至会州,悉在腹里,其间族落,既有保护之势,必皆内附”[8。
其次,城寨堡成为稳定联络的据点。宋夏修筑城寨从本质上说还是战略防御体系。进可攻、退可守,城寨的修筑能使北宋占据有利地势,抵御西夏进攻甚至开拓疆土,西夏也可以此为据点,为南下做好准备。各个城寨呈点状分布,前线命令既容易同时散发出去,统一全线作战,又方便汇总整合反馈上来的消息,还能及时地与周边蕃部相互配合,保证安全。
再次,护耕是城寨的又一重要功能。在春天耕种时节,西夏不断骚扰宋夏边界,致使宋朝难以及时春种。因此,修筑城寨可对抗西夏针对宋的上述策略,城寨能保护宋朝及时春种不被西夏打扰,吸引更多人在此定居生活,得以休养生息,使周边村落迅速发展,从而减少屯兵,确保战时城寨的粮食供应。
最后,城寨是蕃汉各族人民进行商业贸易的场所。在宋夏休战时期,城寨就承担起互市责任。镇戎军榷场应在天圣年间就已经设置9,“天圣中,复为置场于保安、镇戎军场”[10]。庆历四年(1044)宋又重新开放镇戎军安平寨场庆历七年(1047)为了便于双方贸易,将保 安军榷场迁至宋夏交界的顺宁寨。当时榷场贸易货物品种繁多,有牲畜(马、羊、骆驼等)、毛织品、丝 织品、药材(麝脐、大黄、枸杞、甘草、柴胡等)、青盐、日用品(瓷 器、漆器等)等。
北宋与西夏在边界不断拉锯,连年战火不休,边界百姓不堪其扰,而宋夏在边界上修筑城寨,不仅仅是一道实在可见的坚实屏障,还是研究宋夏对外政策变化的翔实佐证。客
[1]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2024年。
[3]鲁人勇等:《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4](元)脱脱:《宋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
[5](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
[6]《续资治通鉴长篇》卷四九六,线装书局,2014年。
[7]同[4]。
[8]《宋会要辑稿·兵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9]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元)脱脱:《宋史·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
(责任编辑:阮富春)
(责任校对:王龙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