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西安，第一野战军司令部。

彭德怀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他刚刚接到来自咸阳的捷报。

咸阳阻击战的胜利，不仅保卫了西安，更是为将来解放大西北开了个好头。特别是咸阳之战中，我军以一个师的兵力挫败了马家军四个师的疯狂进攻，其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过战果本身。

十三年前，西路红军在马家军手里折戟沉沙，是我军历史上难以弥补的痛点。因此一直以来，马家军给人留下的就是不好打、来势猛、动作快、难以战胜等印象。

咸阳之战打破了马家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摆脱了我军指战员面对马家军时的心理负担，其历史意义远高于战场缴获。

更重要的是，西安是十三朝古都，西北的城市之首，如今仍然安若磐石在我军控制之中，这本身就在向外界表明解放军是强大且不可战胜的。

马家军进攻咸阳受挫之后，便溃退到乾县，而陇南兵团则滞留在武功县，打酱油的胡宗南部在被我军的“空城计”吓唬之后，见势不妙，立即南撤80多里，不动声色驻守在兴平。

其实形势是彭德怀不愿意看到的，他并不想马家军和胡宗南撤得太快。如果胡宗南急忙撤退龟缩至秦岭，马家军仓皇逃回青海宁夏，追击歼灭他们时，将拉长我方的供给线，增加我方作战的变数。

彭德怀也知道，敌人肯定是不会再进攻的——如果真有意进攻，早就一股脑冲上来了，何必在这里进退维谷。但是敌人会继续撤退吗？撤退的话又是何时撤退？会退到哪里呢？这三个问题是目前亟需弄清楚的。

对于敌人下一步行动的判断，一野参谋长阎揆要认为胡宗南绝不会冒险再次进攻的。胡宗南一向优柔寡断，一旦吃一点苦头就会踟蹰不前。

胡宗南在咸阳之战后拿下边缘地带兴平，一是给部下壮胆，二是做给蒋介石看。由此证明，胡宗南是想搞军事投机，只想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捡捡便宜，并无与我军打硬仗的想法。

而现在我军第十八、十九兵团陆续到达西安，并且做好了防备，他没那个胆量，更没那个魄力在此时主动招惹我军。胡宗南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敢直面困难。

至于马步芳父子，跟胡宗南比起来则是另一个极端。

一野副司令员张宗逊认为，对待马步芳父子，不能以一般人的思维来理解。正常情况下进攻受挫，就该及时退回休整，然后伺机再战。而马步芳父子则一反常态，他们不但没有撤退，反倒依然停留在最前哨，这是典型的撤退不甘，进攻不敢。

马步芳父子这种人，恰恰是最让人头疼的。你可以不必担心他们战略上运筹帷幄，但一定要防备他们战术上的羚羊挂角，用兵不拘于常法，利用骑兵的速度优势突然来一波奔袭或偷袭。对马家军来讲，利用己方的长处搞奔袭跟吃饭喝水一样正常。

“敌人暂不可能进攻，但是否会继续撤退？”彭德怀问道。

“暂时也不可能撤退。”张宗逊思索着说，“马步芳父子是贪心不足的疯子。他们小胜贪大胜，败了更贪胜。不把我军吃掉，至死都不会甘心的。”

眼见的模糊态势在彭德怀脑海逐渐清晰明了。马家军可能到来的骑兵袭扰，愈发引起了他的警觉。古语有云：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对于敌人的“所忽”和“不足疑”的心理误区，正是敌人行动的最好屏障。

尤其对丧心病狂的马家军，绝对不能麻痹大意，要时刻做好被袭扰的准备。

6月20日，杨得志率领第十九兵团全部到达三原地区集结。

彭德怀高兴地说：“解放大西北的日程，可以缩短三个月，马家军和胡宗南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可越是临近胜利，越是要做好敌人垂死反扑的准备。马家军士兵从小都是在马背上长大，而关中平原的地形又是一马平川，如果敌人不断袭扰，将会对我军的西北战略造成很大的迟滞效果。而且这几天已经不时发生马家军骑兵袭扰事件，辎重被焚烧，小股士兵被杀害，很是影响了部队的士气。

故而彭德怀刚一闲下来，就亲自下部队了解各部的防偷袭准备情况。

他首先驱车来到第一兵团司令部。

看到参谋长张希钦和副政委徐立清在作战室值班，旁边即使是普通参谋腰间都别着手枪，似乎准备上前线厮杀的样子，人人肃然，只有电报机“哒哒哒”地清脆敲击声。

看到这副如临大敌的情形，彭德怀放心了，这么高的警惕性，马家军即使来了也讨不到什么便宜的。

他问二人王震司令员到哪儿去了，徐立清说王震早晨起床后做了值班布置，然后就说去一军视察去了。

彭德怀赶到第一军军部，没有找到王震，就连第一军军长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也没有见着。虽然没有主官，但是这里也是一副戒备森严的气氛。副军长王尚荣和副政委冼恒汉在作战室值班。

彭德怀问贺军长和廖政委到哪儿去了？回答说：早上六点钟，王司令员来了，把军长和政委叫走了，他们一边啃着馍，急匆匆到前面部队去了。

彭德怀一听来了兴趣，说道：“我到前面去找他们。”

为何日理万机的彭老总会对王震的行踪这么感兴趣呢？这首先源于长征途中王震的两件趣事儿。

第一件是在1932年，在肃反扩大化盛行之时，保卫局找身为浏阳支队司令员的王震谈话，并且颁下任务：宁冈县委书记张平化是AB团分子，命令你现在就去将其就地正法。

王震遵照命令去了。可不曾想，到了宁冈县城，所见之处一篇火热的革命景象，街上到处都是拥护红军的传单和标语。

到了县委院子他没见到张平化，县委干部告诉他：“张平化为了给红军抽汲粮款，亲自带人下乡打土豪去了。”

一直等到月上柳梢头，张平化才带着装满大包小包的车队回来，车上装着几千斤粮食和几十坛大洋。观其行听其言，王震觉得张平化绝不可能是AB团分子，便对他说：“干脆你别当县委书记了，跟着我当团政委去！”

于是连夜他们赶回了浏阳支队司令部。第二天王震向保卫局模棱两可地汇报说：“我顺利完成任务了！”

正因为王震的悉心保护，张平化才能够死里逃生，张平化在后面的岁月里为革命屡立新功，最高担任过中宣部部长。

第二件事是长征前，王震升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作为先头部队，转战湘、鄂、黔、滇四省。当长征过了雪山到达理化，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找王震谈话。

张国焘先是称赞他行军打仗有勇有谋，并且话里话外各种暗示将提拔他重用他，又请他吃饭。接着张国焘派工作组到六军团，带去了《干部必读》小册子。

王震翻看后，是诋毁毛主席的材料，他立即下令全部烧毁，一本也不准往下发。当把上千本小册子烧毁之后，王震向贺龙与任弼时去作了汇报：“我王震胆大包天，就等着处分了！”——后来王震不仅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受到贺龙、任弼时的表扬。

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弼时将王震的这两件逸事公开，全军上上下下都十分钦佩王震的胆量，更敬佩王震做人的品格。

1942年，王震领导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垦荒造田活动，形成了著名的“南泥湾精神”，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和全军的爱戴。

1944年，为了到敌人内部“绞刀子”，王震又率领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一路历经艰险，穿过丛丛敌占区和国统区，一直打到广东边境，最后又将部队全须全尾地带回来，在军史上被称之为“第二次长征”。

正因为王震有这些事迹，彭德怀才会对他的“神秘举动”大感兴趣，乃至于主动找上门来。

彭德怀驱车向前面行去，走到半路，见庄稼地里都灌满了水，道路上也一片泥泞湿滑。放眼望去，田里全是水，在没有种稻谷习惯的陕西，竟然出现了成片成片的水田。

他感到非常惊奇：这几天正是太阳最炽烈的时间，连续好几天滴雨未下，怎么田里会有这么多水？而且水还一直漫到路上，形成一片泥淖。

车子再向前开势必会陷入泥坑，故而彭德怀吩咐司机把车子停在路边，然后原地掉头准备回一军部。就在吉普车调过头将要开走时，远处有人高声喊道：“彭总！”

彭德怀闻声望去，见路边又高又密地苞米地里钻出了一个头戴旧草帽，身穿汗衫，打着赤脚，腿上沾满泥巴的“农夫”——赫然就是王震。

“彭总啊，我王震拦了你的尊驾了，实在对不起了！”王震笑呵呵地说，“没想到你到这里来呀，对不起，对不起”。

彭德怀看他的样子怪可笑，笑道：“看你都成泥猴了，你这副打扮，是在搞什么名堂？”

王震嘿嘿笑着：“我正准备向你汇报呢，想先看看效果，你来了，当场检验一下吧。”

原来是上游下了雨，导致河水暴涨，王震正指挥战士们在挖渠泄洪。挖着挖着王震突然想到，与其让宝贵的水白白流掉，不如人为的在防区周围制造一片“沼泽地”，如此以来，既可以缓解本地旱情，又可以迟滞马家军骑兵，因为战马最怕的就是蹄子深陷泥淖。

听完王震的陈述，彭德怀脸上渐渐泛出欢喜而亲切的笑容，他拍着王震的肩头，高兴地说：“御敌又利民，两全其美，这经验值得推广！”

回到野司，彭德怀审阅西北局给各地委、工委发出的指示：要求把支援解放军西进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全力做好各项后勤工作，组成支前工作委员会，由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筹划指挥，抽调300名干部，赴沿途各地帮助做好支前工作。

彭德怀边看边自语道：“好，很好，这样部队西进，沿途供给就有保障了，就可以加速行军了。”

为了消除地域带来的隔阂，加强华北与西北部队的团结，彭德怀要求一野政治部印发《关于与原华北兄弟兵团会师的指示》，要求西北部队与第十八、十九兵团要不搞歧视，亲如一家，并且还特意列了“八条守则”让西北部队遵守。

这时副司令员张宗逊进来说道：“第十八兵团赶至西安、户县后，周土第司令员就病了。”

“我去看看他！”彭德怀说着，戴上帽子就往外走。

阎揆要说：“我也去看他。”

彭德怀笑道：“你们都是黄埔一期的，老同学身体欠佳，你自然该去！”

他们一起乘车去了，一路上，知道细情的阎揆要介绍说：周士第是广东人，到北方生活总是不适应。从担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一二零师参谋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到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总是水土不服，一副病秧秧的样子，又赶上酷暑天长途行军，身体自然吃不消了。

彭德怀问：“要不要给他配个医术高明的医生？”

阎揆要说道：“彭总，你自己都没有配备专职医生，他就更不会要了，让他住几天医院，恢复恢复再说吧。”

他们到了十八兵团司令部，却不见周士第，彭德怀问：“周司令员哪儿去了？”

副司令员陈漫远笑着说：“学习一兵团放水迟滞敌人，又担心放水大了成涝灾，匆忙吞了片药下部队检查去了。”

陈漫远又汇报说，当初十八兵团的前卫部队渡过黄河后，连续11天急行军，每天要跑八十里以上，最后两天更是每天星夜赶路一百多里，全体指战员忍受着饥饿和疲惫，顺利完成了急行军任务。据事后统计，那段时间指战员们脚起水泡的占70%以上。

彭德怀听了，沉思良久，对阎揆要说：“咱们也到部队走一趟吧。”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周士第和几个参谋回来了。

周士第翻身下马，喜滋滋报告：“彭总，王胡子的办法妙极了，我正准备去向你作详细汇报呢。”

彭德怀连连摆手：“你现在第一任务是休息，千万不可病倒。”

阎揆要对周士第说：“大战在即，主帅病倒可是麻烦，要么先住院治疗几天。”

彭德怀回到一野司令部，得知许光达兵团和刚刚到位的杨得志兵团，都效仿王震兵团，做好了防止敌人奇袭的准备工作。二兵团除在田间放了些水外，并在一些重要通道拴了绊马绳，见此情形，彭德怀放心了。

第二天早晨，天上还染着朝霞，王震就喜气洋洋发来捷报：马继援派一个骑兵营夜间袭扰，结果在野外战马陷入泥淖，马上的骑兵也脱身不得，全部做了俘获。

不久许光达也发来报告：青马派几十名骑兵趁夜色来驻地周围侦查偷袭，结果先是被绊马索绊倒一大片，再是被困在泥泞的田地里一大片，最后也全都做了俘虏。

吃了这两个亏，马家军再也不敢整连整排的派骑兵来抵近袭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