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是中国古代用以封缄简牍并加盖玺印的泥块，在封缄盛装物品的橐、囊、箧、笥时也多使用，又称“芝泥”“泥封”，主要使用于秦汉魏晋时期。在今日的考古学分支中，封泥文字被归入铭刻学范畴，是研究相关历史时期职官、地理极为重要的考古文物资料。

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中，战国秦汉是重要的历史阶段。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变法的核心是官僚制化运动；秦兼六国，实现一统，又建立起一套较为系统完备的职官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古代的官制记录于中央、地方之间，向重前者。这无论从《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还是《唐六典》《通典·职官》中，皆可看出。虽然如此，早期中央职官制度研究，却非题无剩义。自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之后学者又发展出“新证”研究：“余之为《新证》，是在《会注考证》及《考证校补》之外，加以解释，其材料多取材于考古各方面。如……秦汉则用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诸铭文。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陈直《史记新证》自序，中华书局，2006年，第3页），“我之方法，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陈直《汉书新证》自序，中华书局，2008年，第4页）。有意思的是，陈直以此为《汉书》作新证，收获最大者恰在《百官表》：“至于《百官公卿表》，每一段皆有新证，故引用《汉书》全文，略变体例。……在全书中以此表最详，数量约占六分之一”（第5—6页）。今利用新获秦封泥资料，我们有望对战国秦国、秦王朝的中央职官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探讨。近年，刘瑞编著《秦封泥集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以下简称《集存》）、《秦封泥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以下简称《集释》）先后出版，为相关工作提供了新的条件。《集存》辑录2019年9月前刊布的秦封泥共9218枚、2350种，并附拓本、正背面照片及原始出处。现以《集存》资料为中心，在利用时复加考辨，重审秦中央职官用印。

秦中央职官用印的印称变化

东汉卫宏说“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引，中华书局，1982年2版，第227页）。以往多因此认为，秦统一之前制度不齐，存在玺、印混用。按前人对卫宏语之引录，虽属大略言之，但主要提示“秦以前”玺印的材质、用纽不尽严格，实未及印称混用。传世战国文献记诸国用印，称“玺”及“鉨”。具体到秦，睡虎地秦简中时代较早的材料如《法律答问》《为吏之道》也显示，早期秦公印、私印均称“玺”。官印称“玺”、称“印”，存在时代先后（《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7—59页）。封泥所见秦中央官印如“厩玺”“中车丞玺”“客事之玺”“寺工丞玺”（《集存》，第82—83、131、152、242—244页），反映秦中央职官印制的早期特征。对照图版，“厩玺”为长方形横印，笔画纤细，界栏为囗字格，而非日字格。“中车丞玺”，非经外力挤压，字皆作瘦长体，为长方形竖印，四字占据上下两字面积，笔画纤细，界栏为囗字格，“中”字竖笔上下端各有向右两横，为较古写法。“客事之玺”为方印，笔画纤细，界栏为田字格。“事”作“吏”。据里耶秦更名木方“吏如故，更事”（Ⅶ）（陈侃理《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文物》2014年第9期，第77页），秦统一之前，“吏”“事”用字多作“吏”。“客事之玺”及“客事”（《集存》，第152页）之“事”，均写作“吏”，时代在秦统一之前。“寺工丞玺”，方印，笔画较粗，界栏为囗字格。

如进一步分析，秦封泥又见“诏事之印”“诏事丞印”“诏事□□”（《集存》，第394—395页）。13件“诏事丞印”中，“事”作“吏”；5件“诏事□□”中，“事”作“吏”。这显示，实作“诏吏”的两件，是秦统一之前用印；其他数量更多作“诏事”者，是秦统一之后用印。我们曾指出“秦玺印制度变化与职官名号更动并不同步，前者早于后者。‘秦以来’‘秦以前’，严格说并非是在秦统一、称帝前后”（《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一章，第59—63页），上述材料再次证实此点。要言之，中国古代官民印“玺”“印”的印称更替，发生在秦统一以前，而非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统一之时。这对于讨论秦封泥的时代断限，多有意义。

秦中都官的官称与印制

卫宏又说“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后汉书》卷四八《徐璆传》李贤注引，中华书局，1965年，第1621页）。“方寸玺”指边长一寸的方形印，后世多称此类为“通官印”，与之相对的方印一半大小称“半通印”。一般认为，西汉武帝以降，长吏持通官印，少吏持半通印。至于秦官印情况，过去了解有限。我们发现，秦中央诸卿所辖属官，也即中都官，用印多为方印一半的长方形印，如“大宰”“泰宰”“大史”“泰史”“大医”（《集存》，第23—25、25—27、28页）。而佐官即中都官丞，用印多为方印，如“大医丞印”“泰医丞印”（《集存》，第28—30页）。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大宰”“泰宰”“大史”“泰史”“大医”，可视作职官省称。我们认为，秦代都官称“长”，此实际指大宰长、泰宰长、大史长、泰史长、大医长。与汉代不同，秦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设长。《二年律令·秩律》记都官令、长以六百石为界，反映西汉初年情形。秦代可能并非如此。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辞者不先辞官长、啬夫。’｜可（何）谓‘官长’？可（何）谓‘啬夫’？命都官曰‘长’，县曰‘啬夫’”（九五），岳麓书院藏秦简“置吏律曰：县除有秩吏，各除其县中。其欲除它县人及有谒置人为县令、都官长、丞、尉、有秩吏，能任者，许之└”（207/1272、208/1245），与县令（县啬夫）对言的，乃是都官长。岳麓书院藏秦简“大县必遣其治狱

（冣）久者，县四人，小县及都官各二人”（282/1885），都官与县虽属同一大等级，但禄秩较大县为低，同于小县。秦封泥又见“公车司马”“公车司马印”“公车司马丞”（《集存》，第73—78页）。三枚“公车司马”如前论“中车丞玺”，字皆作瘦长体，为长方形竖印，四字占据了上下两字的面积，笔画纤细，界栏为囗字格，而非日字格，时代偏早。“公车司马印”“公车司马丞”为横置的日字格印，其他“公车司马”为田字格印。所谓“公车司马”“公车司马印”，在秦代恐怕也是指公车司马长、公车司马长印。

这些反映两个问题：1.战国、秦的中都官长使用方印、方印一半的长方形印，且以长方形印常见，佐官多用方印，故印制不严格以尺寸区分高低。2.秦中央诸卿所辖属官（中都官）用印，看似机构印，但实际多使用了职官省称。秦都官长官称“长”，或不称令。

秦中央职官用印的文字调整

秦封泥所见中央职官用印还存在文字变动，对封泥断代同样重要。这既涉及“正字形”，也涉及“正用字”。大西克也指出，“太守”“泰守”的写法以秦统一为界，存在先后，推测“泰”字是秦统一时所创。研究并列举秦封泥所见“大内”“泰内”等多例，提示考古地层学显示“大”字封泥的时代较“泰”字封泥为早。此外，作者还特别举出“大匠丞印”“泰匠丞印”的“匠”字写法，前者也早于后者（《从里耶秦简和秦封泥探讨“泰”字的造字意义》，《简帛》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9—148页）。里耶秦更名木方又云“大如故，更泰守”（《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第77页），指“大”在一般使用中仍然如旧，表示太守之“太”的“大”，改用“泰”字。这便进一步证成秦统一后存在“大守”改作“泰守”的“正用字”调整。当然，从更名木方所见“毋敢曰王父曰泰父”“庄王为泰上皇”看，“泰”字的实际应用更广。按大西氏所举“大匠丞印”“泰匠丞印”，既涉及“正用字”，也涉及“正字形”，所论且可补充。仔细对照，两类印的界栏不同：“大匠丞印”为囗字格印，“泰匠丞印”为田字格。同时，“丞”字也有差异：“大匠丞印”之“丞”，部件“了”的横笔较短，折笔多有转至接近横笔左端或仅中间位置转笔下拉，构形疏朗随意；“泰匠丞印”之“丞”，部件“了”的横笔较长，折笔多转至与横笔左端对齐后转笔下拉，构形偏平工整。目前所见，“大宰”“大史”“大行”“大仓”“大官”“大匠”（《集存》，第23—24、25—26、148—150、179、195—196、428—429），皆为囗字格印；“泰宰”“泰史”“泰行”“泰仓”“泰官”“泰匠”（《集存》，第24—25、27、151、182、206、431页），皆为日字格印。“大行”之“行”笔画平直，“泰行”之“行”上部笔画弯曲。又，“大田”（《集存》，第185页）为无界栏或囗字格印，“大内”（《集存》第312—313页）为无界栏印，“泰内”（《集存》，第314—315页）为日字格印。由此可知，二字秦印在统一前后的界栏变化，较为突出：秦统一前，多是囗字格（少量为无界栏）印；统一后，均为日字格印。

至于太守用印，秦封泥见有“上郡大守”“清河大守”“河间大守”“颖川大守”“东郡大守”“四川大守”“济北大守”“即墨大守”“河外大守”“南郡大守”（《集存》，第714、812—813、814、846、863、894、911、922、943、945页），以及“大原守印”“大原大府”（《集存》，第798页），现知均为秦统一之前用印，也即《史记·秦始皇本纪》“初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之前所置秦郡。这有助于研究战国及秦统一初期秦郡的推行。同时，秦封泥所见清河郡、河间郡、济北郡、即墨郡、河外郡，之前了解不甚确切，相关秦郡存在由此得以证实。至于郡名用字如“颍川”作“颖川”、“泗水”作“四川”，现知也非秦设三十六郡之时调整，此前用字已如此。最后，“蜀大府丞”“河内邸丞”“南阳邸丞”“河外府丞”（《集存》，第726—727、779、867—868、943—944页）之“丞”字，对照图版，皆属早期写法，用印同样偏早，时代在秦统一之前。

封泥作为历史文物，留存不易，幸见者或源自当时档案废弃的焚烧处置。然而，昔日之“无用”，今日已成“大用”。它将襄助我们沿着《汉书·百官公卿表》“秦官”的追溯，继续前行，再创新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