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三国时期实际人口数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论据，就是我们必须对中国古代几千年的人口数量作一番大致的比较。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门之统计》中指出：“东汉初视西汉全盛得三之一，三国视东汉全盛得七之一，唐初视隋全盛得三之一，宋初视唐全盛得四之一，清初视明全盛得三之一，此其大较也。”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因大规模战争导致的人口耗损不足为奇，而无论东汉初年，唐初，宋初，还是清朝初年的人口统计显示，人口大致均减少为鼎盛时期的1／4至1／3。

惟有三国时期，人口竟然减少到东汉永寿三年（157）统计时的1／7，殆不可解。如果说三国是由治人乱，那么隋人唐，五代人宋，明人清吋的乱世比之三国时期毫不逊色，引起三国人口数量剧减的因素一个不少地影响着其余乱世，怎么能用“天灾人祸”就解释清楚呢?唯一的理由，只能是统计数字出了问题。总之，三国期间户口数字如此之低，完全不符合当时人口的实际，主要原因是大量人口未列入户口登记。这些未列入户门登记的人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世家豪族荫附户门对封建国家人口的分割。在曹魏统治的中原，蜀汉统治的益州，以及以世家豪族作为政权基础的东吴，“荫户”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果除去列入“兵户”的部曲，并考虑到各地荫附私家佃客程度的不平衡，而不以世家豪族势力最盛的中原及三吴地区概其全貌，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三国时期世家豪族所荫附的私家佃客也要倍于州县编户。其数约294．6万余户、1534．4万余口。

第二，屯田生产者不列入郡县的编户。曹操早在建安元年（196）即开始于许下募民屯田，后又推广于各地。民屯上的典农官是独立于郡县之外、白成系统的，屯田上的劳动生产者另立户籍，不在封建国家编户之内。蜀之“都农”、吴之“屯田都尉”亦均独立于郡县之外白成系统。据《晋书·地理志·总序》记载，晋初废除屯田制后，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重新统一全国时有户2459840、口16163863。比《通典》所记载的三国总户数增加了67％，即986417户；口数增加了110．7％，即8490982口。增加的户口大部为原屯田客转为州县的编户，也就是罢屯田以前的屯田客的户门数。

第二，“兵”、“吏”不属州县管辖。有关这一问题，笔者与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门史》，王育民所著《中国人口史》以及葛剑雄所著《中国人口史》的看法基本一致，即户口统计时应分为“户”、“兵”、“吏”三类。然而，《通典》对三国人口的统计，仅局限于州郡县的编户，而缺少“兵家”与“吏家”，自然不全面。赵、谢二人虽意识到“兵”、“吏”在户之外，却缺乏更深入的研究，最显著的是将“口户”与“兵”、“吏”简单叠加，忽略了兵家吏家皆有门。

王育民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即兵、吏既然分开，“兵”当有“兵户”，“吏”亦当有“吏户”。“倘以此数通计之，则23万吴兵约含98．9万门，10．2万蜀兵约含43．9万门。魏兵数字缺载，但据司马昭讨诸葛诞时上表所称‘今诸军可五十万’，其兵户人数当为215万。三国总计兵户当在83．2万余户，即357．8万余口。”“至于吏户，据吴永安元年（258）景帝诏令‘诸吏家有五人’一语推断，吴吏3．2万，当16万门，蜀吏4万，当有20万口。魏吏数字缺载，按蜀吏占州县编户数4．26％，吴占1．39％，魏折衷以2．83％计，吏当为12．5万余户、62．5万口。三国总计吏户为19．7万余户、98．5万余口。”

第四，少数民族大都不在州县编户之内。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与王、葛分著《中国人门史》，均对少数民族不在州县编户内做出专门论述。位于三国管辖地区（大致在原东汉管辖范围内）及其周边的少数民族有夫（扶）余、东沃沮、高句丽、挹娄、乌桓、鲜卑、匈奴、室韦、羯、氐、羌等，加上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赵、谢在考证每一个部族可能存在的人数后，认为少数民族总数“共约四百七十四万”。

而王育民对少数民族的估计，则不同于赵、谢二人，认为：“曹魏统治下的北部中国少数民族人迁数字，估计应在全部人口的1／5以上。至于南方，散居于益州南部的南中各少数民族，其居住地区占蜀领土的一半以上。分布地区遍及东吴南北广大领域的山越，人数更多。……三国时期少数民族的全部人口，估计不会少于政府州县编户的1／4，即36．7万户、191．8万余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