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志愿军第五任司令，也是最后一任司令——杨勇，撤志愿军回国后，就被毛主席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兼党委书记。新中国的所有军区中，怕是没有比北京军区更重要、更敏感的了。

59年召开庐山会议时，正在北戴河惬意休假的杨勇，突然收到中办厅要他上山开会的通知。杨勇很少休假，这次休假他把妻儿老小全带上了，准备阖家欢乐一番。

开会通知打断了杨家的欢乐时光，杨勇不太情愿地前往机场，准备飞庐山。因为假期中断，重新登记休假地点时，杨勇填上了海南岛。

结果填完第二天，休假被强制取消，回北京开会。不只他一人，全国干部都不能休假了。为此，他直到十多年后，才踏上海南岛的土地。

杨勇感觉，59年的庐山会议跟65年的上海会议差不多，通知得很突然，会议结果很突然。这两次会议，杨勇的反应都大同小异，能不表态就不表态，非要表态就实话实说，不去随大流，更不胡说八道。

他是跟张爱萍、陈锡联等人一块上的庐山。一上山，他就察觉到会议情况的不对。杨勇同意彭德怀的观点，更加同情彭德怀这位老首长。但是在那种形势下，不表态是不可能的，直接说好话更是不可以的。

杨勇从参加革命、参加军队，就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他从红三军团红五军开始的戎马生涯。

庐山会议上，被逼着做出政治表态的杨勇，也“批判”了彭德怀。杨勇说自己很尊重他，怕他，又不怕他；对他的思想、工作作风有意见。

杨勇的讲话很有代表性，他肯定了其他人对彭德怀的看法——很粗暴，并说他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要说他反党，可能是自己水平低，一点看不出来。不少与会干部深以为然，暗地里给杨勇竖起大拇指。

杨勇还说自己认为彭德怀有两大包袱，准确来说是思想包袱，两个自以为：自以为忠心耿耿，自以为功劳大。

其实这不是真的自以为，杨勇说出了大多数干部的心声：彭老总对革命忠心耿耿，对革命功劳很大，这是公认的，并非自以为。而这也能说是为彭德怀的上书做解释。

杨勇跟彭德怀相知相识数十年，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最后到新中国的军队建设，他做不出对彭德怀的一言一行、一点问题就上纲上线的事。

杨勇说话很有气势，直接说“不认为彭德怀反党”，前面还特别加上一句“看上边脸色，我不”。

这样的表态、这样的“批判”，为杨勇66年后的遭遇，埋下了一个伏笔。

从庐山上下来后，察觉到趋势不对的杨勇，立即到下面对部队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把调查出的结果，报送中央并公开在庐山后续的扩大会议中。

他试图用迂回的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一来希望部队建设回到正轨，纠正军中“浮夸风”，二来为彭德怀站台，支持其信中的意见，希望他能不他背负那样的污名。但他这赌上身家性命的一连串举动，只是徒劳，并没有让彭德怀的处境变好。

难以接受，更无法理解彭德怀遭遇的杨勇，选择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以此麻痹自己的精神。

可能是大家都了解杨勇这个人怎样，他没有跟邓华等人一样，被彭德怀牵连得离开军队。也有可能是北京军区司令这项职务保护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