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西方世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短时间被制造出大量工业产品，而过剩的工业产品迫使资产阶级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海外殖民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中国这一拥有四亿人口的潜在消费大国，便变成了他们的目标。

西方列强发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暴力手段打开中国大门并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然而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清政府为了保全自身而置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于不顾，因循粉饰、屈辱求和，将整个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

危亡之际王韬思变救国

洋务派官僚以挽救清政府统治危机为出发点，以“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为圭臬，只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之表面形态，而不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之根本要义，使中国错失了全面向西方学习以富国强兵的良机。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巨大危机之时，各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均提出了富国强兵之法，清末史学家王韬就是其中一位。王韬在早年是一位接受过正统儒学教育的传统知识分子，具有浓厚的爱国忧民情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毕生价值追求。

但国家的内忧外患、政局的风雨飘摇、百姓的民不聊生，促使王韬思考坚守四书五经等儒家古文经典为何不能使今日之中国独立强大，反而使今日之中国落后挨打、日益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带着这个疑问，王韬随英国传教士旅居西欧，不断求索西方各国日益强盛而中国日益衰败的原因。在对西方风土人情的长期观察中，王韬认识到了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优越性，因而突破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体用分离范式，萌生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思想。

流亡海外却不敢忘国

王韬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亲皆受过系统的儒家四书五经教育。在他们良好儒学素养的熏陶下，王韬自幼就具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深厚爱国忧民情怀。

上书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王韬被清政府重金通缉，长达23年流亡海外而不能回归故土。然而，福祸相依，亲历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使王韬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巨大差距，难能可贵地提出了全面向西方学习以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思想。

传统儒生的爱国忧民情怀，使王韬不断求索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之路。亲历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震撼，使王韬明白了全面向西方学习才是救国救民之良策。以上两者，共同构成了王韬现代化思想产生的个人经历条件。

传统儒生爱国忧民情怀饱受儒学熏陶的传统知识分子都具有浓厚的爱国忧民情怀，王韬就是这样一位饱受父母儒学素养熏陶的传统知识分子。

在王韬三岁时，家人就开始给他讲授古代仁人志士的生平轶事，使王韬从小就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韬的父亲王昌桂是一位私塾先生，饱读儒家经典教义，儒学素养亦极其深厚。当时的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作为设馆授徒的私塾先生，王昌桂深谙中国封建社会之运行规则，知道只有通过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才能跻身官场以光耀门楣，因而自王韬七八岁时就开始对其进行正式的儒家四书五经教育。

从王韬七八岁到十五六岁，无论是在家开设学堂还是在镇里开设学馆，王昌桂总是让王韬紧紧跟随以学习儒家古文经典。在父亲正统儒学知识的教导下，王韬自小就萌生了深厚的爱国忧民情怀。

在洋务运动初期，王韬曾多次上书李鸿章，陈述自己发展机器制造业以富国强兵的主张。

然而，清政府每次都是“纳其言而弃其人”，对王韬的观点予以认可和采纳，但不给王韬一官半职，悲愤交加的王韬深知自己无法通过上书洋务官员而达到入朝为官的目的，于是化命黄畹上书太平军地方长官以求彰显自己的价值。

谁知王韬的上书被清朝官员中途截获，清政府以通敌重罪通缉王韬。虽被通缉，但传统儒生的爱国忧民情怀仍使王韬心系祖国，心系人民，一刻也不敢忘记祖国和人民正经受的巨大苦难，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情怀促进了王韬各方面现代化思想的产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以暴力手段打开中国大门，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该条约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与英国海关商定英商进出口货物所需缴纳的税款。

这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丧失了主权，无法在中西贸易中保护本民族手工业者的利益，给本就穷困的普通民众带来了更大的生活负担。

由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的侵略范围只限于东南沿海，未到达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北京。

虽然中国已经失去了昔日东方大国的尊严与权利，但清朝统治者仍沉醉在天朝尚国的迷梦中不能自拔，愚昧的将《南京条约》视为万年合约。

没有意识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巨大亡国灭种危机，不思变革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不思建立新式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

作为一名传统儒学知识分子，王韬不忍看到人民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而过着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悲惨生活，因而“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思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寻求能使中国独立富强之路径，在此过程中，形成现代化思想。

亲历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震撼王韬一生与外国传教士交往甚多，思想开明，乐于接受异国先进文明成果。

在墨海书馆担任编辑的13年间，王韬一有机会就与外国传教士进行深入细致的交流，以求索西方国家独立富强之真正原因。旅居香港期间，王韬也经常与当地开明知识分子探讨西学。

长期的交流学习，使王韬了解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具有优越性，可以促进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以为国家求得巨额经济利润。

由是王韬指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军事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应该借鉴西方先进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

1861年8月，王韬因上书太平军而被清政府通缉，被迫在英国传教士的帮助下逃往香港，后又去往西欧。

在这长达23年的旅居岁月中，王韬的现代化思想日益走向成熟。在西欧旅居期间，王韬一次次被英法等国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所震撼。

初到法国马赛，王韬以“格局堂皇，楼台金碧；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足炫耀”来形容马赛宫殿之华丽和人民之富庶；

后到巴黎，王韬以“其人物之殷阗，宫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圣，甲于一时，殆无与丽”来形容巴黎城市建设之美丽和商业贸易之繁荣。

不仅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使王韬耳目一新，其同样发达的精神文明也使王韬赞不绝口，王韬以“盖其国以礼仪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义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来夸赞英国政治体制之开明、人民道德素养之高尚。

以“日竞新奇巧异之艺，地少慵怠游惰之民；人之逊让，心多悫诚；国中士庶往来，常少斗争欺侮之事”来夸赞英国民风之淳朴厚重、人民之勤劳良善。

全面学习

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发达，使王韬看到了西方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和军事管理体制上的巨大优越性，进而提出了“以道载器、道器随行”的观点，主张在政治、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全面向西方学习。

政治方面王韬主张政治体制的改革，王韬认为中国传统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但不能促进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反而会导致中国的落后与衰败。

因而必须向西方各国学习，以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体，只有从政治体制这一根源性制度进行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才得以实现。

经济方面王韬主张改革中国旧有的抑制工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建立与资产阶级代议制政体相配套的能促进工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发展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教育方面王韬主张改革中国旧有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方式，学习西方现代书院制度，学习西方人才考核方式，以培养顺应世界发展之大势，符合中国发展之现实需要，能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提供重要基础的专业化、实用性人才。

军事方面王韬主张革新中国旧有的落后武器装备，改革传统训练士兵之方法，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并参照西法练兵，以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为国家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内外部环境。

结语

在列强入侵而清政府仍然不思进取、因循苟且并卖国求荣之时，王韬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华民族正面临的亡国灭种巨大民族危机，基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对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进行了客观分析。

洋务运动伊始，王韬仿佛看到了中国希望之曙光，然而洋务运动推行十几载，中国贫穷落后、任人欺凌的现状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王韬由此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产生怀疑，提出学习西方先进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以使中国真正独立富强之主张。

正因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洋务派现代化探索受阻之时代背景，以及传统儒生爱国忧民情怀和亲历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个人现实经历，共同构成了王韬现代化思想形成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