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代史书的记载，在上古五帝晚期，中原华夏最强大的敌人，并非位于山东的东夷，而是位于江汉平原上的三苗。由于三苗经常发动叛乱，背离天命，尧、舜、禹三代帝王因此接连发动对三苗的征伐，这场战争持续了至少50年。最终，大禹成功打败了三苗，这场战斗被史称为“伐三苗之战”。

现代考古学的发现，也印证了这一段历史。位于湖北天门一带的“石家河遗址”，以及受其影响的相关遗址，在大约4000年前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剧变，城市被摧毁或遗弃。更为重要的是，石家河文化遗址上出现了大量王湾三期（洛阳涧西区）的文化元素，甚至祭祀、丧葬习俗也发生了显著改变。

显然，王湾三期的先民战胜了石家河的先民，这种文化的融合与变化，正是因为王湾三期对石家河进行了一场毁灭性的征战。这些考古证据与史书中的“禹征三苗”相吻合，因为王湾三期的时间与史书记载的禹夏活动的时间吻合，而石家河文化的灭亡与三苗的活跃时期高度重合。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王湾三期对石家河文化的摧毁，很可能正是传说中的“禹征三苗”战争。

那么，为什么中原华夏会与三苗爆发战争呢？大禹又是如何击败三苗的？史书提供了一些线索，而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则带来了新的认知。《尚书·吕刑》中记载了尧帝的宣战誓言，明确指出三苗不仅频繁北上侵扰中原，而且背信弃义，违背盟约，甚至三苗内部矛盾尖锐，百姓疾苦，道德沦丧。因此，尧舜禹三代帝王看到了制止三苗的机会，便以“替天行道”的名义展开了征讨。

晋朝郭璞在注释《山海经·大荒南经》时提到：“昔尧以天下为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这表明，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原与三苗之间曾有过和平的盟约。然而，三苗不止一次入侵中原，还参与了中原的权力争夺。帝尧对此深感愤怒，趁三苗内部动荡加剧之时，发起了对三苗的征伐。

特别是帝尧的誓言中提到“遏绝苗民，无世在下”，意图通过武力根除三苗，让其后裔不再存在，可见尧帝对三苗的憎恨已达到了极点。至于为什么尧帝如此仇视三苗，这仍然是历史中的一个谜团。（下图为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人首像，可以见到上古三苗人特有的面貌）

帝尧宣战之后，史书记载：“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丹水即今丹江，流经河南南阳淅川县。结合考古学的研究，帝尧与三苗的主要战场位于南阳，此时尧帝的目标是收复中原失土。然而，《中国军事通史》指出，尧帝似乎并未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当帝舜继位后，继续向三苗发动战争，但与帝尧采取的“斩草除根”不同，帝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他不仅采取了军事手段，还试图安抚三苗的民众，提出“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等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帝舜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他在南征三苗途中，不幸在苍梧（现代湖南九嶷山）战死。值得注意的是，帝舜的安抚策略成为后世中国政府对待叛乱或异族的重要手段。

在大禹继位后，终于迎来了决定性的机会。根据《墨子·非攻下》的记载，三苗地区发生了地震和水灾等自然灾难，导致民心惶惶。大禹抓住这个时机，一举击败了三苗。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惨烈和征服的残酷。

2018年，谭亮成等学者通过对南北各地的石笋进行研究，发现中国自距今5700年到4300年期间，整体气候逐渐变得干冷。到了4300年前后，中部和南部的降水量增多，而北方依旧保持着干冷少雨的状态。这一气候差异对双方势力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方长期干冷的气候导致农作物减产，人口压力增大，迫使北方人向南扩展，寻找更多适宜的农田资源。这或许是尧舜禹三帝征伐三苗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战争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三苗。而南方的水网发达，4300年前的气候变化减少了水灾，使得南方的三苗势力迅速崛起，石家河遗址逐渐向低洼地区扩展。随着4300年后降水量增加，多次洪灾袭击低洼地区，给石家河文化带来了严重打击，最终导致其衰亡。

因此，中原集团最终能够击败三苗，气候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大禹征伐三苗时，石家河文化遭遇了地震与洪灾等自然灾难，在最弱的时刻被大禹一举击败。

综上所述，三苗集团是一个在上古时期曾强大过中原的势力，然而气候变化导致其逐渐衰退。更重要的是，尧舜禹三位高瞻远瞩的帝王领导中原集团，最终战胜了三苗，迫使其迁徙南方，从此远离了中国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