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13日，在一次紧急会议上，主席发表了讲话：“我们即将离开陕北。”朱德随后表示，红军将进行第二次战略大转移。会议最后确定了《作战新计划》，计划执行第二次长征。具体的路线安排如下：首先占领同蒲路，然后越过冀鲁豫交界，渡过黄河进入直鲁豫交界，再经过皖鲁，进军鄂豫皖，接着向鄂豫陕方向进发，最后进入西北。

红军在陕北的时光本应安稳，但为何突然决定离开？更令人困惑的是，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已经建立了某种默契，西安事变仅剩一个月就会爆发，为何此时还要离开陕北？这一切的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宁夏战役的流产。

自红军抵达陕北以来，蒋军加强了围剿和封锁，红军陷入了困境。陕北的自然条件极为贫瘠，土地干旱，人口稀少，经济落后，正是贫困地区的典型。而且，红军到达陕北后，蒋军调动了“中央军”、东北军、17路军、阎锡山军和马家军等部队，对红军展开了极为严密的封锁。这不仅加剧了红军的生存压力，还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极度不平衡。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地方军民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原来的1个红军战士对应13名农民，变成了1名红军对应5名农民，进一步增加了保障上的困难。

红军的物资补给也日益紧张。1934年时，每名红军战士的伙食标准为每天0.14元，到1936年初，这个数字下降至0.03元，其中包括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每月的补给总额甚至还不到一块钱。六军团的王震、陈伯钧曾在电报中向上级报告部队的困境：“我大部分部队已经只剩野菜和树皮充饥，当前士兵正面临严重饥饿。”总之，红军在陕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敌军不断逼近，若想摆脱困境，唯一的办法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实际上，早在1935年8月5日，毛儿盖召开的会议上就已明确提出，西北地区蒋军势力较薄弱，且地理位置靠近苏联与蒙古边境，红军一旦进入该地区，将能够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在俄界会议上，总部做出了决策：“通过游击战争方式，打通苏联边界，争取国际援助，进一步扩大国内战斗。”

1935年11月，苏联派遣张浩（林育英）远赴陕北，带来斯大林的指示，表示苏联支持中国红军主力北上蒙古或西北新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致同意这一意见。同时，张学良也希望与蒋军对抗，支持红军前往西北与苏联建立联系。张学良不仅建议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他还派代表前往新疆与盛世才沟通，寻求与苏联的进一步接触。所有人一致认为，一旦打通苏联的通道，红军的战略局势将迎来巨大转机。

因此，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红军有两条可选路径：一是从宁夏经过绥远西部，二是从甘肃（张掖）、凉州（武威）和肃州（酒泉）一带进军。

在这一背景下，宁夏战役的计划应运而生。总的作战构想是，由二、四方面军担任前锋，分别从甘肃和青海向西推进，而一方面军则负责支援，向天水和兰州一带调兵。战役的总体目标是，红军三方面军联合进攻宁夏，突破敌军封锁，打通与苏联的陆上通道，巩固西北根据地。

根据原计划，三个方面军必须全力渡过黄河，红四方面军将作为先锋部队。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二、四方面军于7月下旬成立了西北局，由张主席和任弼时分别担任正副书记，并于1936年10月11日制定了《十月份作战纲领》，明确了宁夏战役的作战计划。其核心内容是，通过紧密配合，红军将对敌军进行一系列歼灭战，尤其是在西北地区摧毁马鸿逵的势力，成功占领宁夏，进一步稳固陕北、陇东、宁夏等地区作为红军的大后方。

总的来说，原计划要求一、四方面军协调行动，首先占领宁夏，然后进攻甘西。然而，四方面军的指挥官提出，宁夏对我军不利，建议先攻占甘肃北部，再以迷惑敌军为目的，待时而动。然而，总部坚持原计划，强调夺取宁夏是战略的关键环节。

敌军方面，蒋氏并未闲置。为了应对红军的进攻，蒋军部署了近30万兵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红军进行围攻，企图将红军逼入困境。在此背景下，红军不得不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指挥部在10月11日发布了作战任务，并要求各方面军做好进攻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