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中国早期广阔王权国家的起点，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由于夏朝的历史资料稀缺且大多为后代补充，关于夏朝的建立和疆域范围仍存在许多未解之谜。

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在河南洛阳偃师发现了一种新的考古文化，年代上限早于商代，并将其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得名于其发现地二里头村。经过多年的考古勘探，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夯土城墙、宫殿基址、墓葬、青铜器及各类作坊。通过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年代上限可追溯至公元前1750年，明显属于夏代。2020年，河南省正式启动了将“二里头夏都”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

同时，分子考古学家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古人类骨骼线粒体DNA进行分析，勾画出夏朝人群的扩张图谱。研究显示，二里头的夏代人群与河南、山东、山西、陕西、青海等地的汉族群体在遗传上极为相近。这也表明，夏朝晚期的疆域可能包括上述省份的部分或全部地区。

分子考古学的这些发现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夏朝疆域有许多相似之处。《史记》曾记载，夏桀的居住地“左河济（河南济水），右泰华（陕西华山），伊阙（河南伊河）在其南，羊肠（山西壶关）在其北”。然而，分子考古学的研究也揭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二里头遗址的居民与同样位于偃师的商城遗址居民的遗传关系相对较远，特别是与山西、陕西和山东的汉族居民相比，差距更加显著。尽管二里头和商城遗址相距仅8公里，这一差异显得尤为奇怪。

值得注意的是，偃师商城一期的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属于商代早期都城遗址。而假如二里头遗址为夏朝晚期的都城，那就意味着夏朝的首都与后来的商朝都城（即商汤的都城）竟然如此接近，且存在短时间的接触。

这导致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偃师商城可能是在夏朝灭亡之后才开始建设的；二是商汤在夏桀统治下实际上曾是臣子，后来反叛，这两者的近距离共存也许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考古学发现并未支持这两种猜测。首先，二里头文化的三期和四期（公元前1610—前1520年）属于商代时期，而偃师商城遗址的一期文化遗物却为夏代遗物，显示出二里头和商城遗址是同时期存在的，而非先后交替。其次，二里头和商城的文化类型存在差异，二里头人群的遗传关系与夏朝疆域内的其他人群存在更强的联系，而商朝的遗传关系与之明显不同，这表明商朝并非夏朝的统治下的附属部族。

面对这样一个情形，我们不禁疑惑：夏朝的疆域曾经扩展至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区，而其晚期都城竟然设置在一个敌对势力的周边，这显然是个矛盾之处。

进一步探讨，二里头遗址从一期到四期保持了较强的连续性，通常王朝更替时会出现城市废弃或墓葬遭到破坏等现象（例如，尧都陶寺和殷墟都存在类似情况），然而二里头遗址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相反，三期和四期的二里头甚至在青铜器种类和铸造技术上有了显著提升。这表明，在商汤灭夏的过程中，二里头并未遭到直接的军事侵占，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过渡。难道夏朝和商朝的交替真的没有经历暴力冲突？

然而，根据《清华简·尹至》记载，商汤在推翻夏朝后下令对逃亡的夏朝人民“赶尽杀绝”。其他文献如《尚书·汤誓》也提到，商汤灭夏的主战场在晋南一带（山西运城）。为了成功推翻夏朝，商汤与西方的有莘氏国结盟，甚至商汤的宰相伊尹也来自有莘氏部落。商汤的目的就是通过与西方的盟友合作，从西面绕过夏朝东部的防线，出其不意地攻入夏朝都城。

再看看历史记载中的细节，《清华简·尹至》明确指出，商汤是从西面进攻夏朝的，且《吕氏春秋》也提到“汤犹发师，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这表明商汤并非通过正面进攻二里头。既然夏都距离商汤的进攻路线如此近，商汤为何不直接从偃师二里头入侵，而要选择绕道陕西，跨越这么远的距离？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夏商交替的主战场并不在偃师二里头。实际上，国家文物局对二里头遗址的表述是“二里头遗址”，对于是否是夏朝都城保持谨慎态度。尽管如此，河南官方在其宣传中明确将其称为“二里头夏都遗址”，直接将其定性为夏朝的都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