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欧洲文明坠入暗夜之时，一部凝结着知识分子血泪的回忆录悄然问世。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洛维特的《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以亲身经历为棱镜，折射出纳粹暴政下知识分子的身份裂变与生存困境。

忠实记录纳粹上台前后德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纳粹如何利用尼采思想“合法化”自己的独裁统治，“一体化”政策如何一步步渗透到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如何转变，德国大学精神在极权主义下如何崩塌……

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独白，更是一部记录极权主义如何吞噬理性文明的思想证词。

【内容简介】

本书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流亡海外后撰写的个人回忆和思想随笔。以个人流亡史为线索，贯穿对海德格尔、尼采、黑格尔、韦伯等思想家的深度解读，更有对同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深刻分析，展现了时代剧变下欧洲思想界的动荡，揭示思想如何沦为暴政的工具。

1933年纳粹上台，犹太裔的洛维特被迫流亡海外。他以亲身经历为依据，详细记录了纳粹上台前后德国社会的变化、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德国各界知识分子对纳粹的态度，尤其是大学教授和学生的反应，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书中更是以大篇幅记录了洛维特对老师海德格尔的批判，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重要批评者，洛维特与海德格尔既有学术缘分，也有政治决裂。他在书中详细描绘了这位思想巨人1933年前后的生活、教学和思考，对海德格尔的政治选择、纳粹与哲学的共谋关系提出尖锐批判，深刻分析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纳粹根源，更从其哲学体系中揭示海德格尔倒向纳粹的必然性。

【作者简介】[德]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

德国著名犹太裔哲学家，师从胡塞尔、海德格尔，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迫辗转流亡意大利、日本、美国。1952年受邀回国，于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至退休。一生著述遍涉神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著有《韦伯与马克思》《从黑格尔到尼采》《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等书。

【译者简介】区立远

德国蒂宾根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外文中心。译有《如果没有今天，明天会不会有昨天？》《疾病与权力》《山屋忆往：一个历史学家的临终追想》等书。

【书籍目录】

【精彩文摘】1933 年的“振兴”

德国的“振兴”，一开始在马尔堡大学的表现形式，就像在各地方一样，是许多人遭到解雇，以及犹太人被迫害。医学中心的一位犹太裔助理，在冲锋队成员的强迫下，在身上挂了一块写着“我玷污了一位德国女孩”的牌子，从城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冲锋队的人则在后面驱赶他。街上的行人看到这一幕，一半带着好奇，一半觉得羞耻，全都让到街道的另一边去。我自己并没有亲眼看到这件事，但是拿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有这样的场景。这就是德国人的道德勇气——而且这之所以不是德语词汇，是因为德国并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的房东仍维持他的礼貌与谦虚，因为他尊敬我是上过战场、受过伤的人。有几位年老的教授来拜访我，告诉我他们感同身受。有一个老实平庸的神学教授是如此的天真，以至于他一直弄不清楚到底我和我太太谁才是异族分子。他到 1933 年为止一直担任一份极左的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杂志主编，因此他很害怕会为此而丢掉教职。1935 年，他终于做出了选择，站到了纳粹主义一边，并对外强调支持纳粹主义。于是，对他来说“无产阶级”对他来说变成了“民族”。他于 1936 年出版的书《政治的福音伦理学》（Evangelische Ethik des Politischen）也改成以施米特的集权国家理论——一个他从前一直愤怒地批判着的理论——为基础。

我身边较年轻的同事或多或少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们声称自己反对纳粹，却丝毫没有积极的作为。只有在雅利安人条款（Arier Paragraph）被强加于新教神学家头上时，才终于出现了坚定的、匆忙中决定的抵抗。可是过不多久，这由外部压力形成的抵抗单位也被击破了。某次我在教师研究室，听到两位神学教授的对话，A. 说：“雅利安人条款从基督教的立场来说完全说不过去。”B. 说：“怎么不呢？在纽约的黑人不也享受不到和美国人一样的权利吗？”

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另一部分人巧妙地以各种妥协的方式来应付局面，只有布尔特曼与佐登没有动摇，继续坚守宣信会的立场。德国的神学教授里拒绝对希特勒宣示效忠的，就我所知，只有卡尔·巴特一人——他是一个瑞士人。各个学院的教授纵有反对将他们的犹太同事解聘者，这样的抗议也从未公开进行过，只有柏林大学校长科尔劳施、心理学家柯勒以及哲学家兼教育学家施普兰格尔敢于公开发表一份反对声明。他们的反对声明特别针对“一般德国学生会”的一份呼吁《打倒非德国精神》（Wider den undeutschen Geist）而作；学生会的呼吁包含了下列几点主张：“……第四，我们最危险的死对头是犹太人，以及那些听从犹太人的人。第五，犹太人只能进行犹太思考。如果他写的是德文，那就是在撒谎……第六，我们要扫除这种谎言，我们要把这种背叛烙上印记，我们要为学生争取的不是一个思想空洞的场所，而是一个培养纪律与政治教育的园地。第七，我们要注意犹太人是外人，我们要认真面对我们的民族属性。因此我们要求实施检查措施——犹太作品必须以希伯来文出版；如果用德文出版，必须标明这是翻译。……德语只供德国人使用。我们必须把非德国的精神从公共图书馆里清除干净。……第十，我们要求德国学生拿出意志与能力来，克服犹太的智性主义，也克服与此相连的、在德国精神领域里出现的自由之沉沦现象。第十一，我们要求学生与教授必须经过筛选，以德国精神的思想安全为标准。”这份呼吁里唯一前后不一致的是，他们仍然将犹太人当成外人加以“重视”。这一份呼吁也张贴在马尔堡大学里，校内除我以外还有四名犹太教师，但没有一位雅利安的同事想到，或有勇气把这份呼吁给拿掉，反正这并不牵涉他们。当我请 K. 转告教师团的领导，他应该安排一下，把这呼吁的海报除掉时，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管它，因为以目前的状况来看，这可能会使学生更加骚动。”大家普遍的反应是静静等待，看事情会如何发展，并避免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且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烦恼的事情，因为几乎没有谁已经入了党，所以各自都觉得颇为不安。因此这“一体化”的工作便自动完成了，而且是如此成功，差一点连犹太裔的教授也得在大学的庆典上跟着合唱《威塞尔之歌》！

有一位年轻而苍白、带有强烈精神病气质的青年，曾经听过我的讲座课，现在忽然摇身一变，成为所有系学会的“领导”。我们于希特勒掌权后首次举行的教师会议，就是由他担任主席，他臂上还佩戴着纳粹十字党章。坐在他旁边的是新任教师团领导，后者因为入党的年资还不如那青年，表现得很谦虚。会议的议程以军事化的效率快速处理完毕，结束的时候，有人要求我们所有教师加入成立不久的纳粹教师联盟。一张表格在众人之间传递，大家一个接着一个在上面签字表明加入，直到有一位神学家怯生生地举了手，斗胆地提了一个问题，问在签字之前是否可以看一下这新的教师联盟的组织章程，以便了解自己加入了什么组织。我们这位领导先是略显尴尬，接着表示抱歉，他还没有从柏林收到这份章程，因此目前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内容。于是有些人感到犹豫，不再继续签字。同样是这批人，一个月前还在为了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僵持讨论几个钟头才达成协议。

此外，几个星期以后，文化部部长下达了一道命令，规定大学教员不得加入上述的教师联盟，若有已经加入者，必须立刻退出！可悲的是校内对这政治的“世界观”普遍的谄媚与靠拢。新学期的课程表上挤满了与“国家”一词沾上边的课程：《物理学与国家》《艺术与国家》《哲学与政治》《柏拉图与纳粹》等。结果是，到了下个学期，部长寄了一封信来，明令禁止教师们继续开与政治有关的课程，除非他们专业内原本就有这样的研究对象。两年之后，这种倾向发展得如此严重，使得部长因考虑到学生惨不忍睹的考试成绩，公开宣布他不会再容忍泛政治化的教授。“贴近民众”的学术所生产的结果，却引起了反政治化的要求，而且还是基于政治的考量；而极权的国家也矛盾地转过头来，支持人文精神领域里的政治中立！

早在 1933 年瓜尔迪尼到马尔堡作一场关于帕斯卡尔的演讲时，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只字提到当前的局势，我们便有了一种真正的解放感；不过这演讲并不能免于受到批评。信奉纳粹主义的心理学家彦许——此时已完成德意志精神之“对立典型”的学术发现——听完演讲极为激愤，并且宣称，大学在当前的时刻让一名“异国的”学者（瓜尔迪尼是意大利裔）来做一场关于一个法国人的演讲，实在是一桩丑闻。

一开始，各单位发出的命令，公文满天飞舞又相互抵触。在这样的大混乱里，新任的教师团领导也禁止我继续我的讲座课。我并没有就此屈服，反而立即前往柏林，通过一位当时在文化部里任职的老战友，得到了协商此事的机会。负责接见我的先生建议我不要理会新任领导的禁令，继续讲课。当时，我预计自己重新开始讲课时，大概会有火爆难看的场面，然而这样的事却没有发生。没过多久，那位教师团领导就来向我道贺，恭喜我已经得到美国大学的“聘请”。然而这只是个谣言。不断有人散布这遥言，而且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谣言，在当时的情势下是很正常的。目的自然在于用一种愉快的方式把碍眼的石头搬开，让那些安全无虞、已有地位的人减轻良心的负担：这个犹太人在别的地方已有着落，我们算是摆脱他了。

在与我交好的教授里最早被解聘的一位，是罗曼语学者施皮策；贝内代托·克罗齐曾把一本论歌德的书献给他，以纪念此事。施皮策是维也纳的犹太人，以极大的热诚将自己奉献于教学研究之中，学者的声誉远及于德国之外。1933 年 4 月他写信给我：“我跟您一样，仍然认为德国对一位在教学中学习的人而言，是最美好的国家。然而我也已为人父，因此只能一面内心淌血一面考虑，无辜的孩子们在这里可能没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目前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粗糙简化。这简化有个小资产阶级（kleinbürgerlich）与浪漫想象的基础，同时也是中产阶级（Mittelstand）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德国形式。应该最严厉谴责的，是所有地位稳固者那种布尔乔亚的富裕自保——这种姿态在这些日子里特别地鲜明，因为他们当中一个殉道者的影子也没有。在这些‘他者’里，没人讲过一句异议的话。当然我也自问，我能不能，或者该不该做点殉道者般的牺牲，但是现在是轮到那些‘他者’表现的时候。我最近去听了一次《马太受难曲》，这部作品很有时代意义，特别是当它描述受迫害者孤立无援的时候。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否认，这里跟其他地方一样也有一些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人。

但是在我们这里，在安全无虞者与岌岌可危者之间，仍然笼罩着一片根本的缺乏理解与漠不关心；安全无虞者除了打听一点消息之外别无作为，岌岌可危者则卧倒在血泊之中。”然而也有其他的犹太教授试着跟这些运动保持距离，他们在关键的时刻上并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一边，因为他们对德国文化与犹太文化的归属感是同样的薄弱。反犹者与锡安主义者对德国化了的犹太人所做的谴责，指其“穿上了保护色”，实际上很适合这些人，但是也只适合于这些人。不过两个指责的阵营都毫不考虑一个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对我来说，或者就本质而言，却是最具决定性的——一个人可以是德国人而同时也是犹太人，即便此刻其他德国人的举止使他无法与他们并肩而行，甚至老远就得避开。其实施皮策也早就不是坚信不疑的犹太人了，但是他知道他必须站在哪一边，也很正确地将他的状态描述为“一种在危急时刻中所生的返祖的团结情感”。他也从一开始就准确地认清了德国犹太人真正的处境，早在 1933 年，他就对我们这些仍保有教职的人作了预告，说我们不过只是“晚一点”才会被对付的人，很快也会步入最先被迫害者的后尘。而且多数人（包括我在内）还会继续误解局面许多年，以为这反犹太人的手段终于会缓和下来。一位性情温厚的同事 1935 年在罗马还对我说：“最多再等一年，他们就会重新请您回去了。”同事 T. 的信上，也写了类似的话：“我很高兴您没有屈服，也坚守您的工作岗位，您坚持留在德国大学的决定是正确的，有一天大家又会明白过来的。”

*以上内容摘自《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