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华夏大地的统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如今，我们能够通过众多博物馆展品和历史文献，窥见那个时代的风貌与繁荣。然而，有一位在功绩上丝毫不逊色于秦始皇的历史英雄，却仅留下一些零星的记载，散见于罕见的史书之中。

传说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与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考古学家的发掘却揭示了许多令人疑惑的异常现象。难道这些历史记载存在误差？或者他所建立的根本不是我们所称的夏朝？

如果说秦始皇统一文字、车轨以及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是造福华夏民族的伟大壮举，那么大禹当年治理洪水的贡献则更可谓是救民于水火、拯救民族于危难的传奇。作为夏后氏族长的儿子，大禹和他的父亲鲧一直是部落联盟领袖舜的左右臂膀。

彼时，华夏大地正遭受历史上著名的大洪水侵袭，众多部落被冲得支离破碎，许多百姓葬身鱼腹。为团结人心，舜将治水重任托付给鲧。可鲧只知堵截洪水，结果不仅未能止水，反而让洪水越发肆虐，摧毁更多村庄房屋。

眼见洪水势不可挡，比以往更为凶猛，鲧束手无策，只得回到舜身边。舜虽心痛这位得力助手，但无论公私，只能将其处死以安民心。为化解民愤，舜便以“戴罪立功”的名义启用大禹，完成父亲未竟的水利事业。

大禹曾三度路过家门而不入，与民夫们同甘共苦，吃住在抗洪第一线。他与儿子启并肩作战，赢得了极高的威望。治水成功后，舜满怀喜悦准备嘉奖大禹和启，却意外地发现大禹主动为自己颁奖，继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

为避免重蹈舜的覆辙，大禹始终将权力掌控在自己和儿子手中。未曾想，觊觎首领宝座的启也用类似手段夺权。因父子二人开了先例，权力自此不再分散到夏后氏之外的族人手中。大禹父子成功实现了世袭统治，一个崭新的时代由此诞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极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将权力集中于个人或小圈子，未必是坏事。人性本自私，权力若分散如后世“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必引发高层权力斗争，降低部落乃至国家的行政效率。反之，世袭权力的传承使统一的政策更易贯彻。

大禹传权于启，启又继承给子孙，经过约百年时间，一个由部落联盟逐渐演变成的国家雏形——夏朝，开始形成。尽管当时国家仍十分脆弱，部落间存在权力真空，但在最高统治者统一管理下，部落间的隔阂逐渐消除，人们有序开展生产劳动。

他们用土筑城，城内修建街道、房屋和宫殿。最高统治者的生活和政务集中在宫殿中，大臣与百姓则居住于宫外。日常，统治者带领臣属外出狩猎采果，遇袭时关城门，组织百姓登城墙抵御外敌。

城市的优势迅速被其他部落效仿，黄河流域内一座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形成庞大的城市群。由于交通不便，这些城市的统治者皆奉夏后氏为正统，仅在重大节日或重要事件时才会聚集，平日则各自在本城内如“土皇帝”般行使最高权力。

四百年后，夏朝走向末路。最后一位君主夏桀因残暴荒淫而招致各部落深深不满。在新兴商人部落领袖商汤的率领下，众多部落响应，攻入夏桀宫殿，终结了夏朝统治。

作为中华民族王朝的开端，夏朝历史距秦始皇时代往前推算已有千余年。在这千年间，华夏大地历经无数战乱与朝代更替，几乎每次战乱都导致城市毁灭、文明焚毁，给后世史学研究带来巨大挑战。

为了揭示夏朝历史，当代学者从民族特征、史料记载及民间传说多角度综合分析，再通过模型推演进行合理考证。尽管工作复杂，且不时会因微小线索而误入歧途，但对探寻中华文明起源意义重大。

《尚书》、《诗经》中均有大禹记载，司马迁的《史记》更详述其生平。然而，大禹生活的年代与碳十四测定的夏朝中后期都城位置不符。在洛阳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中，考古队发掘出大量文物和城址。

借助三维建模技术，近四千年前的城市景象得以重现。虽然这座城市和宫殿远不及秦咸阳宫的宏伟，但其规模足以证明历代夏后氏统治者曾居于此。为何作为夏朝始祖的大禹却未生活在这里？

历史具有周期性，总以不同形式重演往事。商、周乃至清朝均有国都迁移的先例。国都选址需考虑天时地利人和。商朝五次迁都多因水患和战乱，周朝因犬戎入侵迁都洛阳，清朝则因入主中原更换都城。

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禹所处时代正值夏后氏取代舜领导的有虞氏，权力转移的动荡时期。可以想象，为巩固权力，大禹后人踏着艰难探索之路，逐步建立夏朝，并最终选定二里头为都。大禹本人则被尊奉于太庙，留存在夏后氏的发迹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