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泛黄的清末民初老照片，银盐颗粒在时光里凝结成岁月的琥珀，褪色的灰调中流淌着旧时代的呼吸。

1939年，因抗战辗转至昆明的张充和与查阜西相识于呈贡龙街杨家大院。时年44岁的查阜西（中国现代琴学奠基人）与26岁的张充和（“合肥四姊妹”之一）以“四哥”“四姐”相称，共同参与昆曲雅集、琴箫合奏等文化活动。

照片拍摄于杨家大院的云龙庵（张充和称其为“庵堂”），画面中她斜倚简易书案，背景可见佛堂陈设，桌上摆有花瓶、香炉等器物。这张照片“很可能是查阜西拍的”，查阜西在杨家大院常携带相机记录生活。

这张照片拍于1914年北京醇亲王府，是溥仪他们家的家族合影。坐在右边第五个的老太太是载沣的亲妈刘佳氏，她是醇亲王奕譞的侧福晋，特别受宠；左边第三个是另一位侧福晋李佳氏。站在右边后面的高个子就是载沣，当时31岁，已经是退位的摄政王了，旁边的小孩都是醇亲王府的后辈，像载沣的儿子溥杰那时7岁，可能也在里面。

这时候清朝已经灭亡两年了，溥仪虽然还住在紫禁城，但载沣一家搬回醇亲王府北府住。照片里老太太们穿着传统旗装，小孩穿马褂，规矩还是老样子，推测这张照片可能是过年或者家里办寿的时候拍的，背景里的廊柱就是王府里的典型场景。

这张照片现在看特别有历史感，能看到清末贵族家庭的样子，比如侧福晋的座位排序、小孩的服饰，载沣作为前朝摄政王，退下来后在王府里过着半隐退的生活，另外澄清一下，溥仪当时8岁住在宫里，这张照片里没他，后来溥杰回忆小时候在北府和祖母、父亲合影，说的应该就是这张。

这张载沣和孩子们的合影里，后排左边是大女儿韫媖，中间是载沣，右边其实是溥杰，不是溥仪。为啥呢？因为溥仪1912年就住在紫禁城了，平时很少回醇亲王府，而且溥杰当时11岁，正跟着父亲住家里呢。前排小孩的排序，韫馨（载沣五女）、韫颖（载沣三女）、溥任（载沣四子）、韫娱（载沣六女）、韫欢（载沣七女）、韫和（载沣次女）、韫娴（载沣四女）。

照片大概拍于1918年底到1919年初，可能是拍了寄给宫里的溥仪看的，那时载沣已经不当摄政王6年了，每天在王府里读书、陪孩子，穿的是长衫不是官服，看着挺放松。不过家里还是保留着满族老规矩，女儿们穿旗装、梳小辫，男孩留“冲天辫”，但载沣自己早就剪了辫子，留着短发，正好体现那时候新旧交替的样子。背景是王府后园的游廊、红柱子，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院子。

这张1925年的聂耳全家合影，定格了人民音乐家13岁时的珍贵瞬间。前排左二席地而坐的正是童年聂耳，眼神清澈中带着少年的羞涩。照片中其他家庭成员均身着民国时期常见的素色长衫或改良旗袍，母亲彭寂宽（傣族）坐在中央，她虽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却通过自学掌握了医术，独自支撑着"成春堂"药铺，白天行医、夜晚洗衣补贴家用。

照片背景采用民国照相馆典型的模拟树林布景，以手绘画布营造出树木扶疏的自然意境，这种"人造风景"在当时十分流行，聂耳父亲聂鸿仪已于1916年病逝，因此合影中实际仅有母亲彭寂宽和五个兄弟姐妹：大哥聂守拙、二哥聂守诚、三哥聂叙伦、大姐聂兰茹、二姐聂惠茹。

这张照片拍摄于聂耳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同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开始接触进步思想。据史料记载，五卅惨案后援会成立时，13岁的聂耳主动加入，通过参与游艺募捐、学习《新青年》等刊物，逐渐萌生了救国救民的理想。照片中略显拘谨的少年形象，三年后投身学生运动。

这张1931年3月12日拍摄的上海云丰申庄合影里，右一穿浅色长衫、表情略显拘谨的年轻人就是聂耳。当时他刚满20岁，顶替三哥在这家昆明商号的上海分店做店员，日常工作是采购“大联珠”牌香烟寄回云南销售。

云丰申庄位于同春里31号（今黄浦区福兴公寓），原是皮草行转型的烟行，聂耳白天跑邮局、码头发货，晚上就在阁楼拉小提琴，用代租电影片赚的100元酬金买了人生第一把琴。

照片拍摄后仅一个月，云丰申庄就因偷逃税款被重罚倒闭，聂耳失业后在《申报》看到联华歌舞班招生广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考，被黎锦晖录取为小提琴练习生，从此正式开启音乐生涯。值得一提的是，聂耳在云丰申庄期间已显露出艺术天赋，他常在后院用小煤炉做饭时哼唱自创旋律，还曾用香烟包装箱板自制简易乐谱架练习。

从历史细节看，云丰申庄的倒闭恰成聂耳命运的转折点。1931年4月失业后，他先是在联华歌舞班（后更名明月歌剧社）学习，次年就创作了《卖报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在1935年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

这张拍摄于1924年的求实小学师生合影，记录了13岁的聂耳（前排左一）手持三弦参与校园音乐活动的场景。当时聂耳刚转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读高小，因音乐天赋突出被选为学生音乐团指挥。

这所由清末举人苏鸿纲创办的学校，不仅开设国文、算术等课程，还特别重视艺术教育。聂耳在校期间系统学习了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课余常与同学在后院练习合奏，甚至用竹筷自制指挥棒。值得注意的是，照片背景中的校舍为典型中式建筑，而师生服装既有长衫马褂，也有改良学生装，这种新旧元素的交融，恰是民国初期教育现代化转型的缩影。

照片摄于上海极司菲尔路49号胡适寓所（今静安区武定路），时为1930年12月17日胡适40岁生日。画面中胡适着长衫，身姿笔挺，目光温和看向镜头，右手自然搭在9岁幼子胡思杜肩上；夫人江冬秀穿素色旗袍，胡思杜穿藏青棉袍，神情略显拘谨。

此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晨起，冬秀治面，邀友人数辈小聚。思杜学诵‘寿比南山’，稚声可念。”据《胡适年谱》记载，这场家宴仅有至亲参与，未邀学界友人，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正值胡适因《人权论集》遭国民党当局批评，处于政治压力与学术忙碌的双重状态。

这张照片里前排左一拿小扇子的小姑娘，就是小时候的完颜童记（后来叫王敏彤），出身不得了——爸爸那边是满洲镶黄旗完颜氏，曾祖父崇厚是晚清军机大臣；妈妈恒慧更是乾隆皇帝的五世孙女，亲姥爷是贝勒毓朗。因为妈妈是家里长女，她又是活着的姐妹里排行第一，所以被喊“大格格”，还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姨表妹，论辈分得喊婉容一声“表姐”。

这张清末照片里七个男人围坐着，桌上摆着好茶和鸦片烟具，墙上还挂着郑板桥的对联“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说白了就是摆拍的“雅集”场景——家具都是酸枝木扶手椅、青花官窑瓷瓶这些高档货，搁当时普通工人十年工资都买不起。

你看这些人打扮也有意思，四个留着长辫子，三个剪了短发，明显是新旧交替的写照。坐中间戴翡翠扳指、翘着二郎腿的，一看就是有钱有地位的主儿，可能是盐商、买办或者退职官员。镜头感还是挺强的。那时候租界里还允许鸦片“特税”经营，所以这场景很可能是在上海法租界或者天津英租界的商人会所里拍的，属于当时流行的“摆拍雅集”，丰泰照相馆就有这种定制服务，拍一张得花5到10银元呢。

最有意思的是墙上那副对联，郑板桥原句是暗喻民生疾苦的，结果被他们截下来当风月雅句装门面，一边吟诗作对一边吸鸦片，典型的清末士商“精神分裂”。这照片拍的时间大概在1908到1911年，也就是清朝灭亡前那几年，鸦片烟具和文人雅器同框，活脱脱一幅王朝黄昏的浮世绘。

这张1919年拍摄的照片中，身着深色西装、站姿挺拔的梅兰芳正在日本游历。这是他首次赴日演出，也是京剧第一次大规模向海外展示。当时35岁的梅兰芳刚创立“梅派”艺术不久，为突破京剧传统表演的地域局限，应日本帝国剧场邀请，率剧团从天津乘船抵达东京。照片背景的瀑布推测为东京近郊的箱根芦之湖景区，是他演出间隙与同行友人游览时的留影。

梅兰芳此次访日演出持续一个多月，在东京、大阪、神户等地公演20余场，主演《天女散花》《黛玉葬花》《贵妃醉酒》等剧目，其优雅的身段、细腻的表情震动日本文艺界。日本戏剧家守田勘弥、歌舞伎大师尾上梅幸等专程观摩，《东京朝日新闻》以“中国之旦角王”为题连续报道，称其表演“将东方美学的含蓄与诗意推向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