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末，红一方面军成功渡过大渡河后，红三军团的军团部发布了一道命令，指示王平（后来的开国上将）前往红13团，担任彭雪枫的政委。王平得知自己将要与彭雪枫共事，心中并不情愿，他委婉地推辞道：“我能力有限，还是让张爱萍去吧，他更合适。”（当时张爱萍是红11团的政委）。军团部见状，于是调整了安排，让张爱萍也去红13团担任彭雪枫的政委。

然而，张爱萍收到命令后，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他说：“彭雪枫这个家伙英雄主义情节很重，我可不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见状，终于发火，张爱萍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其实，在我军的将领中，像彭雪枫和林彪这样个性强烈的指挥官，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政委搭档，张爱萍虽然不愿，但最终还是接下了这个挑战。

据张震将军的回忆录，1941年8月，邓子恢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四师政委。起初，他听说上级要他赴四师工作时，心里也有些忐忑，尤其是他曾听说彭雪枫脾气火爆，性格很难对付。尽管如此，两人在共同工作后却非常默契，相互尊重，合作得也相当愉快。由此可见，彭雪枫的脾气真的是广为人知，即使像邓子恢这样的老同志，初听说要与他共事时，也有些害怕。

而张爱萍，最初也不愿意与彭雪枫合作，但他最终与彭雪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携手走完了长征，生死与共。在一次过雪山时，张爱萍的骡子在泡桐岗摔死，自己也因疲劳而昏厥。彭雪枫立即察觉到张爱萍的异常，关切地询问他是否生病，执意让自己骑的骡子给张爱萍用。两人你推我让，最后决定让一名伤员骑马，这一幕深深印刻在张爱萍的记忆中。

长征之后，红军进入陕北，张爱萍与彭雪枫一起进入红军大学继续深造。彭雪枫后来被派遣去山西与阎锡山联系，担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而张爱萍不久后也被任命为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前往抗日前线。

1938年2月，彭雪枫调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开始组织抗日武装。与此同时，张爱萍则在信阳一带积极发展民团。彭雪枫觉得自己力量薄弱，于是向长江局请求调张爱萍来协助自己。张爱萍对放弃已占领的地盘、去帮助别人感到不情愿，但看到是自己曾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最终也就答应了。

此时彭雪枫的队伍已经有了5000人，三个团，他的部下还包括吴芝圃、肖望东、张震、滕海清等大将。随着张爱萍的加入，彭雪枫的班子阵容也更强大了。就在部队迅速发展的同时，部队内部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是向东发展，还是向西？

彭雪枫主张向西，深入河南腹地，而张爱萍则主张向东发展，越过津浦路，进入敌占区，逐步向苏北扩展，最终配合其他部队攻占华中。两人分歧很大，最终张爱萍决定独立行动。

向西是中央的原本部署，随着日军攻占武汉，他们的下一步是打通平汉线，进军华南。中央的指令是让彭雪枫紧跟其后，逐步渗透敌后，等到日军进军南方时，便从豫东地区发起反击。然而张爱萍认为，如果日军没有继续推进，自己就会陷入被夹击的危险。与其这么做，还不如转向东边，另寻生路。

最终，张爱萍的看法得到了验证。日军并未立即南下，而是调整了战略，缓慢推进，并加大了对华中和华北的清剿力度。而张爱萍果断地带领队伍进入了皖东北，三个月内成功建立了一个占据五个县和十六个区的根据地。

张爱萍29岁，彭雪枫31岁，尽管他们还年轻，但在这场历史的洪流中，他们都已经成了关键人物。

时间很快进入1941年1月底，彭雪枫开始准备迎接敌军围剿时，日军却发动了豫南战役，五个师团、十万兵力突然袭来，汤恩伯等人被迫撤退。机会稍纵即逝，彭雪枫紧急出击，成功扩展了根据地。然而，日军很快撤退，汤恩伯反击，彭雪枫再次陷入险境。

华中局命令彭雪枫向张爱萍的皖东北根据地撤离，张爱萍则带领两个旅支援。此后的三个月，彭雪枫带领部队坚决抵抗，最终成功突围，然而却也让人心生疑问，敌人为何能如此配合，打得如此精准。

1944年夏天，彭雪枫因病住院，张爱萍曾专门去看望。临别时，彭雪枫握住他的手说：“这次分别，不知何时再见。”张爱萍则回答：“各自珍重，为党奋斗。”然而，彭雪枫的最终离世，成了张爱萍心头永远的痛。

彭雪枫牺牲后，张爱萍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彭雪枫的遗孀和孩子。1960年代，彭雪枫的儿子彭小枫因政审问题无法进入哈军工，张爱萍亲自出面，解决了他的困境。数年后，张爱萍去哈军工检查工作时，发现彭小枫和自己的儿子张翔也在学习，便为两人安排了一顿饭。在饭桌上，张爱萍坚决表示，虽然为彭雪枫的遗孤说情是他的一项责任，但对于自己的儿子，他不能打破一贯的原则。

2003年7月，张爱萍将军去世。次年，彭雪枫将军牺牲60周年纪念日，张爱萍的妻子李又兰专门提醒儿子们回家，谈起张爱萍与彭雪枫那段深厚的战友情谊，感情的重量超越了言语。

从张爱萍与彭雪枫之间的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不仅是战友，更是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亲密朋友。这份情谊，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至今仍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