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巡抚是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虽然名义上具有较高的权力，但其在不同地区的政治地位实际上存在一些差异。这种差异可以和如今的广东省委书记、以及北京和上海市委书记相比，虽然这些职位也都具有极高的地位，但某些省份的地位显然高于其他地方。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讨论清代巡抚的划分，以及他们在不同省份的具体职责和影响力。

从乾隆中期起，清朝全国的行政格局逐渐稳定，形成了“八督十五抚”的体制，也就是说全国的总督和巡抚职务已经明确划定，并不再因应临时事件而调整，整个体制的核心数量固定为23个，其中不包括漕运和河道的特别设置。具体来说，山东、山西、河南三省的情况较为特殊，由于这几省距离京师较近，因此朝廷并没有为其单独设立总督职位，而是以巡抚充当最高的行政和军事长官，肩负着双重职能。

这使得这三省的巡抚虽然在名义上没有“总督”的头衔，但实际上承担的职能却等同于总督，起到了实际上的总督角色，其他省份的巡抚无法与之相比。然而，按照清代的官制，总督与巡抚的职能是有明确区分的，相关规定也明确规定总督不得干涉地方的民政事务，而巡抚则不得插手军事政务。因此，山东、山西、河南这三省的巡抚处于一种特殊的尴尬状态，他们需要在行政与军事职责之间找到平衡，尤其在地方管理中面临较大的压力。

雍正时期，山西的绿营高级将领与巡抚之间就曾出现矛盾，绿营将领并不服从巡抚的指挥。这种情况主要源于当时的规制，绿营的将领隶属于总督，巡抚并没有权力去干涉或指挥他们的军务。鉴于山西的特殊情况，雍正帝特别下诏，赋予山西巡抚“兼提督”之职，这一决策标志着山西巡抚可以直接管理当地军务，此举在清代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巡抚与提督职权的结合。紧接着，山东和河南两省的巡抚也相继获得了提督职衔，使得这些省份的巡抚实际上成为了该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因此，山东、山西、河南三省的巡抚被划分为第一档，拥有更为显赫的地位。

至于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这四省，显然它们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让它们的巡抚地位更加突出。如今的广东省在经济上已是领先全国，但在清代，江苏的经济实力却远远超过广东，连安徽、江西等省份也都处于领先地位。江苏、浙江两省的赋税额在乾隆时期合计约为1,920万两，占全国税收的接近一半。这些省份不仅经济强盛，且文化上也占据主导地位。清代有超过2万名进士，其中80%出自这四省，状元、榜眼、探花等名列前茅者也大多数来自此地。这些省份为清朝输送了大量的高层次人才，对朝廷来说，这一因素不容忽视。

除了经济和文化，江南地区的士子对前朝（即前明朝）充满怀旧情怀，往往对清朝政府不满。为了拉拢这一地区，清朝皇帝不得不亲自巡视，尤其是康熙和乾隆时期，六次南巡便是这种政治需要的体现。江苏、浙江的巡抚地位自然位列前列，这两个省的巡抚通常任职门槛较高，很多初任巡抚者都不会被分配到这两个省，而一旦担任江浙巡抚，他们的仕途大多也会有所提升，晋升为总督的机会较多。安徽和江西巡抚的地位则较为特殊，自乾隆时期起，这两省的巡抚开始兼任提督职务，职权进一步得到提升，虽然在地位上略低于江浙巡抚，但依旧高于其他省份。

至于广西、贵州等相对贫困和偏远的省份，经济和文化的欠缺使得这些地方的巡抚地位相对较低。尤其是广西、贵州，由于经济状况较为贫困，许多时候赋税收入无法满足基本开支，甚至需要其他省份的财政支援。此外，这些地区人口稀少，民族多样，时常发生民变，地方治理难度较大。对于许多高官来说，这些地区也往往是不愿意去任职的地方。正因如此，这些地方的巡抚地位普遍较低，属于第三档。

清代历史中，还存在“督抚同城”的现象，这种设置往往导致巡抚的权力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巡抚的军政权力经常被总督所压制，巡抚在同一城市与总督共驻，基本上只能执行总督的命令，而不敢过多干预地方事务。这个安排基本上剥夺了巡抚的实际权力，使得其地位并不高。在清代历史的后期，特别是光绪年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督抚同城的安排最终被裁撤，总督也开始兼任巡抚职务，进一步集中权力。

综上所述，清代巡抚的地位划分是复杂且多维的，这不仅仅与地方的经济发展、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也与地方的特殊政治情况密不可分。对于具体的巡抚而言，能够担任哪个省的巡抚，意味着其政治地位和仕途的不同，而对于朝廷来说，如何平衡各省的权力结构，也是其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