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9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并在歌乐山的官邸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参会的将领包括张群、胡宗南、钱大钧、宋希濂、杨森、刘文辉、罗广文、沈策等一众高层指挥官。那时的国民党军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三大战役的失利几乎摧毁了他们的主力，精锐部队所剩无几。而西南地区，尽管有近90万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依然认为，如果能够坚持住西南一隅，仍有翻盘的机会。

然而，蒋介石的这种信念和他的老部下们的判断存在明显的差距，甚至连胡宗南和宋希濂两位将领也对国民党未来的胜算产生了疑问，两人私下甚至开始商讨是否彻底放弃西南，转而退守滇缅。

会议上，蒋介石开口询问大家的意见：“请各位将军谈谈，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哪里？”然而，众人一时沉默无言。经过片刻的沉寂后，沈策终于发言，他基于历史经验和对地形的熟悉，提出：“从三国时期邓艾入蜀的路线来看，历代兵家多是从川北进入四川。川北的交通较为便利，易于展开大规模作战。虽然也有通过溯江西上之道，但那条路线地形复杂，兵员难以大规模展开。”沈策的这一看法得到在场许多人的赞同，特别是胡宗南的认同，他认为川东地区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不适合大军展开，因此更加支持从川北防线来进行防守。

蒋介石也点了点头，觉得这个判断符合他的预期。于是，在会议结束时，他自信地发布命令：“从当前情况来看，共军必定从川北进攻，防线必须加强，尤其是秦岭防线绝不能放松。除非接到我的指示，不得轻易后撤。另外，我们要在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罗广文兵团要迅速部署在南充、大竹地区，准备支援川北防线。”然而，蒋介石并未意识到，他的决策实际上已经被我军巧妙地利用。

沈策的分析虽然符合多数人的期望，尤其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的预判，但他其实是在为背后的人布置一个更大的局。原来，沈策的发言并非完全出自个人的分析，而是受到一位背后策划者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刘宗宽。

刘宗宽，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代参谋长，长期以来并未公开表露其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事实上，刘宗宽一直有着深厚的革命情怀，早年参加黄埔军校并与杨虎城共事，后因与蒋介石的政治分歧多次产生矛盾。刘宗宽的经历充满了曲折与磨难。他的遭遇，包括被冤枉为“走私犯”并一度被判处死刑，直到最终通过多方努力才得以脱身。此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并与中共取得了联系，逐渐成为中共地下党的重要联系人。

刘宗宽在1945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这为他与中共的合作打下了基础。在他成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代理参谋长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影响西南防线的布局，巧妙地为解放军的进攻铺路。

在蒋介石和胡宗南的防御计划中，刘宗宽有意设置了一个“川黔边绥靖指挥部”，这个名义上的指挥部实际上并没有实际兵力，而是一个空壳子，甚至连兵员都未安排，只是一个虚设的战略点。而刘宗宽的真正意图则是为解放军提供一个突破口，使得解放军可以顺利进入川东地区。

为了进一步分散蒋介石和胡宗南的注意力，刘宗宽巧妙地利用沈策的分析，宣称我军将从川北进入四川，成功地让敌方过度重视川北防线，从而放松了对川东的防备。事实上，当解放军的进攻路线已确定后，刘宗宽通过地下党组织，将这一情报交给了解放军，并为解放军的战役部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

在1949年11月，二野的部队按计划进入西南，同时一野十八兵团从秦岭南下。蒋介石因担忧重庆即将失守，急忙调回胡宗南的部队，企图通过800多辆汽车回援重庆。刘宗宽从中得知消息后，立即将信息通过地下党传递出去，帮助解放军在关键时刻加速进军，最终成功歼灭胡宗南的精锐部队。

重庆的解放，刘宗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当重庆即将解放时，刘宗宽通过一系列巧妙的安排，成功地帮助解放军实现了对重庆的全面控制。解放后，刘宗宽受邀赴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并因其在解放战争中的突出贡献，被誉为西南解放的“第一功臣”。

然而，在建国后的岁月里，刘宗宽虽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始终未得到批准。直到他年迈时，身体健康状况急剧下滑，最终在1992年7月29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87岁。中共党组织在他去世后，根据其生前的愿望，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以表彰他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