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著名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联名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严肃警告说，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纳粹德国正在秘密研发一种足以毁灭世界的原子弹。谁也无法预料，若这头极端危险的希特勒野兽掌控了核武器，他随时可能发起毫无节制的攻击，甚至只要打个喷嚏就可能扔下一颗炸弹，给全球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西拉德深知，想拯救美国，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他提出了两个关键方案：首先，美国必须抢在德国之前，迅速研制出属于自己的原子弹；其次，戏谑中他还提到了制造“龙珠雷达”，集齐七颗龙珠以便逃往德国召唤神龙，这显然是玩笑话，但也体现了他当时急切的心情。除此之外，他认为别无他途。

罗斯福被这份威胁震慑得心惊胆战，立即斥资20亿美元，动员了10万名科研和工程人员，全力展开被称为“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研发项目，誓要打造出这把足以左右战争胜负的终极武器。

1945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如期完成试爆，悬挂在一座高达103英尺的试爆塔顶上。此时，德国已宣告战败，而日本仍在顽强抵抗。原本计划投入德国的核武器，现被迫转向日本准备使用。

这是新任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秘密决定，他们选择瞒着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因为有了原子弹，这两位盟友之间的关系已不再像雅尔塔会议时那样紧密，他们不再那么渴望苏联协助赢得对日战争。反倒是要防止斯大林提前介入战争，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插手，边打日本边攫取丰厚利益。

然而，不只是斯大林被蒙在鼓里。

就在波茨坦会议召开前一夜，斯大林的顶级间谍克劳斯·福克斯，带着墨镜和厚重的防晒油，身处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亲眼目睹了原子弹的爆炸。福克斯是核武器研发中的核心数学家，他已提前向斯大林泄露了所有机密。

当杜鲁门和丘吉尔还在盘算哪些情报该告知斯大林，哪些该隐瞒时，福克斯早已为苏联先行探路。斯大林则抓紧调遣百万大军向中苏边境集结，随时准备挥舞镰刀，进军中国东北，在那里一边打日本人，一边分一杯羹。

无论斯大林如何装作不知情，迅速将原子弹投向日本，加速日本投降，解除美国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是遏制苏联在中国横行霸道、趁火打劫的有效策略。

随着原子弹试爆日临近，是否真的需要投放原子弹的争议也进入了最后一场人道主义的挣扎阶段。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破译日本外交电报得知，日本天皇正寻求通过苏联寻求体面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换句话说，日本可能无需原子弹投放也会投降。再加上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已经令日本人民深受其苦，战火下日本社会内部早已产生了呼吁投降的声音，但宪兵们却以高压手段镇压这些和平的呼声。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结束战争。日本内阁认为，比起挽救更多平民生命，保全天皇体面，获得一个“优雅”的失败结局更加重要。如果美国坚持无条件投降，日本必将誓死抵抗，天皇也可能发动玉碎式自杀战。可怕的是，日本士兵被训练成无惧死的自杀式炸弹，甚至连老人和妇女也愿意放弃俘虏身份，拿起木棍抵抗。那时，日本或将上演一场悲壮的自杀冲锋，向这片注定死寂的土地献上最后的祭礼。

原子弹试爆前四天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忧心忡忡地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摆着一份详尽报告，显示日本已经决心以命相搏，拼死抵抗美军。按这个态势，日本显然想要独吞这枚费尽心力研制的世界首颗实战原子弹。

像研发科学家们一样，史汀生既畏惧又敬重这枚核武器。他曾特别成立一个名为“平淡无奇临时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负责决定原子弹的使用策略。

作为该委员会主席，史汀生痛心疾首地建议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且无需事先警告。但轰炸目标应尽量避免平民密集区，同时要在心理上给予日本平民以震慑和“教育”，以实现“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效果。

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提出，理想目标应是一座雇佣大量工人、周围布满工人住宅的重要兵工厂。

“平淡无奇临时委员会”更多讨论如何轰炸，而不是是否轰炸。至于是否应先向日本展示原子弹的威力，作为威慑或谈判筹码，这一提议只在某次轻松的下午茶会上被草草提及，随即被否决。理由是日本人可能在示威时打瞌睡，或者对绚丽的蘑菇云缺乏应有的恐惧感，那样美国人就白白花钱买了一场“高价电影票”。委员会认为，实战投放原子弹才是最直接、最真诚的“教育”方式。

因此结论是，幻想不能代替现实，虚张声势不如实实在在出击。给日本人“喂”原子弹，才是美国表现出最大诚意和决心的方式。杜鲁门最终采纳了这一委员会的意见。

与此同时，当年推动美国启动原子弹计划的重要科学家西拉德，向杜鲁门递交请愿书，坚决呼吁永不使用原子弹。他的理由是，美国特工潜入德国确认希特勒的核武器尚处于初级阶段，威胁已不复存在。既然德国的核武器威胁被解除，美国拥有核武器的正当理由和道义基础也就失去了。

西拉德预见，如果苏联得知原子弹的实战和威慑价值，他们必将倾尽全力研发自己的核武器，进而引发全球无休止的军备竞赛。

试爆前夕，西拉德仍奔走呼吁阻止原子弹试爆。他认为日本终将失败，原子弹不过是加速进程的催化剂，但它带来的未来隐患极为严重。虽然投放原子弹能立即挽救许多美军士兵生命，却可能招致更大规模的毁灭，甚至危及全人类。他坚信战争的终结不应通过极端武器的捷径实现，因为这样“功在当代，弊及千秋”。

他甚至严厉告诫道：“一旦某国开了先例，未来可能必须为掀起一个不可想象的毁灭时代承担责任。”

令人沮丧的是，西拉德的呼声多被忽视或嘲笑，但他未曾放弃。他找到了被称为“原子弹之父”、同时也是“平淡无奇临时委员会”成员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建议在原子弹首次实战投放前，至少应在所有联合国代表面前，在荒野或荒岛上公开演示一番。

然而，奥本海默，这位饱受精神折磨的天才科学家，拒绝了这一“多此一举”的提议。他告诉西拉德：“原子弹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很大的爆炸。”他支持委员会的主张——毫不犹豫地直接将原子弹投向日本，无需先礼后兵，也无需事先炫耀武力。

事实上，这些志在造福人类的科学家们心底都隐藏着一种隐秘的好奇心，他们认为，既然原子弹已经研制成功，必然是用来杀人的，迟早得拿活人做试验。

后来，一位接受过自杀式炸弹训练的日本军医亲历了广岛原子弹爆炸，他回忆道：“美国人测试了爆炸的威力，却从未真正测试过核辐射的致命性。他们需要大量活生生的人来做实验，但绝对不会是美国人。这也是美国明知日本已断粮、人民整整一年未尝米饭、军队战斗力严重衰退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投弹的根本原因。”

总的来说，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美国人普遍认为，投放原子弹并非令人后悔的决定，这种武器也不会成为一个遗憾的历史作品。

7月16日清晨5点29分，在新墨西哥州的试爆场，世界首颗原子弹按计划成功引爆。

远在德国波茨坦的杜鲁门尚未发出贺电，试爆总指挥肯尼思·班布里奇已经显得异常麻木和疲惫。他走向奥本海默，罕见地脱口而出一句粗俗话，意味深长地说：“奥本，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了。”

而距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不足三个小时，另一颗专为日本准备的原子弹已装载完毕，启程运往远东。

三周后，当广岛的天空升起第二个“太阳”，那面日之丸旗将为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付出惨痛而惨绝人寰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