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是明朝十六位皇帝的陵寝，其中十三位皇帝的遗体埋葬在这里，另外三位则分别安葬于其他地方。朱元璋（即明朝的开国皇帝）葬于南京的明孝陵，朱允炆的下落成谜，而朱祁钰则被埋葬在北京五环外的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由于这三位皇帝的墓不在明十三陵范围内，所以其余的十六帝陵被统称为“明十三陵”。清朝入关后，出于安抚民心的考虑，他们对十三陵进行了修缮和看护，确保这些帝王的陵墓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也几乎没有发生盗掘事件。

虽然大部分的帝陵得以安然无恙，但也并非没有人觊觎这些墓地。明武宗的定陵曾经是盗墓者的目标，不过这些人未能得逞。至于崇祯帝的思陵，在民国时期则被盗掘一空。事实上，只有十二座陵墓幸存下来完好无损。在这些保存较为完整的陵墓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万历帝的定陵，而它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进行大规模发掘的目标。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定陵，而不是其他帝王的墓呢？这一决定背后，似乎并没有太多深刻的历史或考古原因。

关于定陵的发掘，最初的决策并没有显得十分有规划。回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明史专家吴晗提交了一份关于挖掘明十三陵陪葬品的计划书。吴晗深知，要了解明代历史及其相关陪葬品，发掘这些帝陵将提供重要的线索。在他的推动下，这一计划得到了当时文化大革命时期名人如郭沫若的支持。随后，吴晗和郭沫若联同一些历史学者，列举了所谓的“非挖不可”的十大理由，正式向政府申请进行帝陵的挖掘工作。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国家亟需培养科技人才，并希望借此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疯狂挖掘古墓，寻找文物。因此，政府出于试探心态批准了该项发掘工作。然而，考古学界对此并不认同，许多人反对这一决定，并多次上书政府，指出中国当时缺乏完善的文物保护技术，并且没有足够的成功经验来保证这些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考古学家认为，贸然发掘明代帝陵，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此，十三陵的发掘计划一开始就并非单纯的考古目标，而更多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带有一定的学术冒险性质。简单来说，这项计划有些像是“以学术之名，窥探私密”。更令人疑虑的是，定陵发掘后，部分学者还计划继续挖掘武则天的乾陵，甚至试图找回王羲之的《兰亭序》残本。

从项目的启动到实际的实施，十三陵的发掘一直处于不确定和随意的状态。一开始，吴晗计划发掘的是永乐帝的长陵。作为明史学者，吴晗当然希望能够通过发掘永乐帝的长陵获得更多的历史资料。长陵是明十三陵中最为宏伟的陵墓，也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帝王陵寝之一。理论上，陪葬品的数量与价值也极为可观，因此它自然成为了首选目标。

然而，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了。由于帝陵发掘历史几乎没有先例，所有的帝陵都未曾像盗墓者挖掘的那样提前被破坏，因此大家根本不清楚该如何入手。考古学家们尝试参考清朝帝陵的发掘方式，但很快发现这些帝陵相对简单，墓道的入口显而易见。而明朝的帝陵却更为复杂，甚至连长陵这样的庞大建筑，都完全没有发现任何墓道的线索。

长陵的建筑设计之精密令考古学家们感到头疼。经过几个月的勘探和试掘，地面上并没有任何明显的沉降或其他异常现象，连寻找到墓道入口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虽然可以直接铲平宝顶进行发掘，但以夏鼐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坚持寻找更加科学且不造成破坏的发掘路线，然而几番尝试后，依然一无所获，最终长陵的发掘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既然长陵无法发掘，目光转向了其他帝陵。吴晗提出了“试掘”的计划，打算先从较小的帝陵入手，积累经验后再返回长陵。经过筛选，他们决定开始发掘相对较小的陵墓。首先排除了价值不高的帝陵，如仅修建了四个月的裕陵，外观简单朴素的献陵，以及已经被盗掘的思陵。然后，考古学家们进一步排除了一些有被盗掘风险的陵墓，比如康陵，这座陵墓在历史上就遭遇过战火和盗墓，且因多次破坏，地宫的完整性已无法保证。

经过一番筛选，最终选择了嘉靖帝的永陵和万历帝的定陵。虽然永陵与长陵类似，但由于其地宫曾经积水，且经遥感测试确认其墓道早已被淹没，因此永陵被排除。最终，定陵成为了首个进入发掘计划的陵墓。

定陵的发掘工作历时数周，在勘探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定陵的宝城墙内有一处坍塌，形成了一个空洞。经过深入调查，确认这处空洞很可能就是墓道的入口。正因如此，定陵最终被选定为发掘对象。

当墓道被找到后，接下来的发掘工作进展迅速。定陵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金银珠宝、罗纱织锦等，还有万历帝和两位皇后的遗骸。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出土的明代织锦因缺乏适当的保护手段，遭到了严重损坏。沈从文等学者曾前往现场查看，发现这些丝织品竟然被裱装得完全反了方向，使得这些历史文物遭到严重破坏。

此外，许多织锦和纺织品在保存不当的情况下开始分解，部分珍贵的丝织品也因此被毁。万历帝的金丝楠木棺椁在不当保存下也遭遇了损坏，甚至被工作人员遗弃在山沟里，至今再也找不到它的踪迹。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万历帝和皇后的遗骨也与泥土融合，最终回归大自然。

定陵的发掘给中国考古界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但吴晗依然坚持要求继续挖掘长陵。尽管郭沫若和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古墓的发掘，甚至包括乾陵等其他陵墓，但这一系列举动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反思。最终，周总理在1973年下达了“禁挖令”，即“百年之内，中国所有帝陵一律不主动发掘”，从而标志着十三陵发掘计划的结束。

尽管如此，定陵的教训似乎未能让所有人吸取教训。1972年，宁夏开始发掘西夏王陵，1991年河南也开始了北魏景陵的发掘工作。正如黑格尔所言：“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