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群雄逐鹿，地方军阀势力如星辰般耀眼。除了张作霖、吴佩孚等纵横一时的枭雄，南方更是群英荟萃，各地的军阀势力层出不穷。尤其是在新旧桂系之间，陆荣廷、李宗仁、粤系的陈炯明、滇系的唐继尧、湘系的唐生智、川系的刘湘等，个个都是在当地呼风唤雨的豪杰人物。他们往往依托一省或数省为根基，争夺中原之地，展开激烈角逐。

然而，在这些南方强大的军阀势力中，有两个省份却始终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地方军阀势力，它们就是江西和福建。尤其是福建，这个省从辛亥革命起，几乎全程低调隐身，始终未能在军阀混战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福建省在民国时期未能崛起为强大的地方军阀势力？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首先，福建并非没有军阀势力，而是相较于其他更具地方势力的省份，福建的军阀多为地方性的小势力。它们通常需要依托于其他更为强大的势力来求得生存。因此，福建的军阀往往无法单独独立崛起。

福建历史上，也曾涌现出一些较为强势的军阀。最初是李厚基，这位来自江苏丰县的将领，因父亲是淮军名将聂士成的部下，年轻时便投身军旅。通过父亲的庇护，他得以在北洋政府的核心圈中逐步崭露头角。辛亥革命后，李厚基成为北洋军的一员，经过一系列的起伏，最终在1916年成为福建督军，掌控福建军政大权。

李厚基在福建期间，凭借其个人能力和背景，逐渐将福建打造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他的军阀生涯并非一帆风顺。随着直皖大战的爆发，李厚基对未来的判断变得更加谨慎，暗中与直系建立了联系，试图为自己寻求一条后路。

然而，当时的皖系显然并未意识到李厚基已经背叛了他们，段祺瑞派遣徐树铮赴福建与李厚基谈判，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最终，随着1922年皖系的失败，李厚基在局势变动中选择了投靠直系。但这一行为未能稳固其在福建的地位。随后，徐树铮的干预使得李厚基在福建的控制力逐渐削弱，最终只能逃往南京投靠直系大佬齐燮元。

王永泉和周荫人时代的到来，也并未给福建带来真正的稳定。王永泉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凭借巧妙的手腕在福建占有一席之地。他不仅搜刮百姓财富，还通过投靠直系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但直系大佬孙传芳的介入，迅速改变了福建的局势，王永泉也因此失去了控制权，最终下野。

孙传芳虽掌控福建，但他并未将福建视为长期根据地，而是将其作为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的跳板。通过控制福建，孙传芳迅速扩大了对东南的统治，并将福建交由周荫人打理。周荫人在福建的治理时期，横征暴敛，逼得地方百姓和各地势力怨声载道。福建的局势也因此更加动荡不安。

当北伐军开始进攻福建时，福建的地方军阀力量迅速瓦解。尽管陈铭枢和蔡廷锴曾试图通过福建事变争取控制，但民国政府最终依然将福建纳入了中央统治之下。福建的地方军阀，虽然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但始终未能在地方上建立起坚实的根基，无法成为一股真正的独立势力。

福建军阀之所以难以崛起，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李厚基等人的失败。福建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以及历史因素，都使得福建成为了一个难以“王兴”的地方。

首先，福建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使得其成为一个非典型的粮食生产地区。八闽大地，山地丘陵占据九成，土地贫瘠，百姓困苦。福建历史上便是一个缺粮的省份，对外粮食的依赖性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维持长期的军事争霸，成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同时，福建周边的江浙、广东等省份强大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使得福建成为各大势力争夺的焦点。福建本身并未形成足够强大的内力，往往只能作为外部大军阀的附庸。这使得福建的军阀无法在这里根深叶茂，而只能沦为别人争夺的棋子。

其次，福建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也极为复杂。福建的各地民团较为分散，甚至在一些地方，民团的势力已经超越了地方政府的管辖。这些民团常常在战时被吸纳到正规军中，但在和平时期，则继续以保护地盘为目的，横行霸道，腐化地方社会。民团的领导者大多是些以暴力为手段的“土豪”，他们的行为对福建的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此外，福建的内部地域歧视严重。由于地理环境的分裂，各地区之间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差异。福州、厦门、泉州等城市之间长期存在着互相敌视的现象，而作为省会的福州，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存在感远远不如泉州和厦门。这种深层次的地域隔阂，使得福建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各地势力难以统一，从而导致福建的军阀势力始终无法壮大。

综合来看，福建的特殊地理和社会环境，以及其历史上的复杂政治局势，注定了其难以在民国时期崛起为一股独立的军阀势力。福建最终成了大军阀争斗的附属地，未能成为任何一股势力的真正“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