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年4月10日,经过多次接战之后朱元璋终于拿下了南京,马上把它定为新的首都,并立即给它改名为应天。就在那同一个星期之内,张士诚也渡过了长江,把苏州定为他的首都。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倪文俊拥立徐寿辉为南翼红巾军的皇帝,国号天完,其新首都定在长江岸上的汉阳。攻下南京后的下一个月,韩林儿任命朱元璋为江南行省平章,郭子兴仅存之子则当了他的副手。郭子兴的这个儿子谋叛被发觉,因而被处死。朱元璋现在成了以长江为根据地的北方红巾军中无人敢与争锋的领袖,也是整个北方叛乱军中那位傀儡皇帝的守护人。
他崛起于群雄角逐之中,成为佼佼者了。在他的事业的这个时期,人们还可能看出朱元璋会由一个民间教派的叛乱领袖变成一位企求传统合法性的政治运动的领袖。现代历史学家已充分地讨论了这一点,我们无需在这里再多费笔墨。可是,简单考察一下这个转变过程的某些方面是有用的人们已注意到,朱元璋在1354年得到李善长做他的第一位文人助手。这时他已踏上攻占滁州的征途,因此摆脱了濠州那帮无能的红巾军领袖间的令人难受的争吵。
换句话说,朱元璋已自奔前程去了。李善长出身于定远朱元璋在南征途中第一个打下的县城——的地主之家。李善长最多不过是起码的传统学者-精英人物。他这个人没有多少学识造诣,但直到那时为止他却与朱元璋的其他伙伴有明显的不同。他能够与朱元璋谈论历史和礼仪—一这是中国人讲治平之术的两大支柱;他够格掌管幕府,而它又是任何领袖在致力征服和治理这两方面所必需的机构。他一直是朱元璋主要的文官,最后在1368年被新王朝任命为中书左丞相李善长是从此以后被积极召募的这个日益扩大的文官集团中的第一个人。
在每次攻下一个行政城镇时,当地的文人不管是在敌人那里服务的或是过隐居生活的,都被召来接见并常常给予官职。比如,1355年在太平当朱元璋初渡长江和得到杰岀的陶安旳帮助时,这个办法就付诸实行了。在攻下南京之后,他征聘了十余名士大夫,把他们安置在南京城市以及新征服的附近县城的新文官政府中。特別是朱元璋对那些曾服务于元朝的人和精英阶层中他的“级阶敌人”都采取明显的概不歧视的态度。由于这些原因,朱元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难题他的出身确实是“被压迫群众”中最贫苦的阶层。他的教育程度太平平无奇了,因此他和传统的统治阶层没有共同语言。
但是,他最初的文人助手们使他相信,以公元前3世纪汉王朝的开国之君为榜样(汉高祖的岀身虽然不像朱元璋那样低下,但他可以成为很近似的榜样),他也可以成为一位圣明之君。朱元璋在这些年中努力想做到合乎标准的圣明之君,这表明他非常勤奋好学,颇堪造就;他的精英集团顾问们真心实意地引导他向这方面发展,这显示了他们是信奉开放社会的理想的。
可是,某些近时的历史学家们指责他“背叛”了他的低下的阶级出身因为他背弃了促使他发迹的民间秘密宗教教义。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妨碍把叛乱变成政府所需要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合。教义的改变进行得很小谨慎,因为他认识到了教派的思想在他的军人随从者的心目中和在被他征服的某些地区的民众中间是有份量的。可是,他渐渐地能够搞起妥协折衷来了。到了他实际上建立新王朝的时候,他能够公然斥责红巾军的思想意识是煽惑普通老百姓的愚蠢的异端。
然而,直到他临死他都一直骄傲地谈及和写到他来自充满天灾人祸的淮河地区而作为贫农儿子的卑微出身,最后他对只知道过精英阶层那种悠闲自在生活的人表现了越来越多的蔑视,甚至还表示愤慨。可是,从1355年渡江到1367年末建立新王朝时为止的这些年中,他表现为一个孜孜不倦和心胸开朗的好学之士,不断地开拓着他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