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维娅·坎贝尔

《女医生的诞生：第一代女医生如何变革世界》 奥利维娅·坎贝尔 著 戚译引 译 译林出版社

阿格诺迪斯是历史记录中最早留下名字的女医生之一。传说她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位医生，拯救了雅典的妇女，使她们不再因为不想看男医生而死于本可以治疗的疾病。那时女人当医生是违法的，所以阿格诺迪斯化装成男人执业。很快，嫉妒的男医生们就发现了，他们指控阿格诺迪斯非法行医。在戏剧性的最后关头，雅典的女人们拥进法庭为她辩护，针对女医生的禁令也被推翻。

这个故事只有一个问题：古希腊没有禁止女性行医的法律。由于这处与历史的不一致，以及故事中的传奇元素，一些学者认为阿格诺迪斯并不存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确有其人，而且肯定遭到了迫害，即使她没有违反任何明文规定。

历史文本中女医生相对罕见

这就是我们了解历史上的医疗界女性的方式：她们的传记中处处是怀疑、警告和备注；她们的生活被一个又一个学者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解剖，后者寻找一切犯错的迹象或编造的痕迹，以便欢乐地四处宣扬这个女人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历史文本中被正式认定为专业医疗实践者的女性相对罕见，这不是因为她们不存在，而是因为她们的工作通常不像男性那样得到认可。作为“神婆”治疗师或助产士，她们的工作可能被认为不足以列入正式记录。而且，在历史上大部分时候，一个男人的整个家庭都会参与他的职业活动。医生或药剂师的妻女会帮忙混合药物、探望病人和给予治疗，理发师兼外科医生的家人会帮他拔牙或把断骨复位。丧偶的女人们会接手这样的家庭事业。

妇女无法成为“正规”医生

过去，欧洲的大多数地区都有一个女智者或男智者，他们承担了乡村疗愈师的角色；而女性常常被要求照顾生病或垂死的家庭成员，或被派去照顾没有家人的病人或垂死之人。迟至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仍然偶尔为女性颁发行医执照，“确保那些无力支付正规医生费用的穷苦病人能得到妇女的照料”。在中世纪的法国，大约有100名女性被认定为医疗从业者（同一时期的男性从业者则有7000人）。修女很快就成了医术的主要实践者，而修道院可被视为医院的前身。修女会照料药草园，为士兵包扎战伤，并护理生病的村民恢复健康。

13世纪，当医疗开始固化为一种职业，其实践需要大学培训和执照的时候，父权制就掌控了它。妇女无法成为“正规”医生，因为大多数大学都不招收她们。在英格兰和法国之外的一些机构则比较宽容。1390年，意大利内科医生多罗泰娅·布卡接替父亲的职位，成为博洛尼亚大学医学院院长，她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四十多年。不过，这样的女性仍属例外，而非常态。

民间女疗愈师被诋毁为危险的庸医，因为她们缺乏正规教育（即使她们想获得这样的教育也不可能）。1421年，英格兰医生向议会和亨利五世国王请愿，要求以“痛苦的长期监禁”和高额罚款禁止妇女行医，并宣布那些试图行医的都是“毫无价值、自以为是的妇女，她们篡夺了这个行业”。被判定非法行医的妇女会被逐出教会并处以罚款，而当教会介入时，事情发生了致命的转变。

教会控制了大多数大学医学院，并希望确保他们也能垄断医疗实践。1400年至1700年间，天主教和路德宗教会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以清除欧洲的女智者，给她们扣上女巫或魔女的名头——连修女都不放过！他们的理由是只有借助上帝的力量才能治愈一个人，而妇女没有被上帝赋予这样的权力。在这场运动中，超过10万名女疗愈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一些女性设法闯进医疗领域

长期以来，对女疗愈师的歧视为医疗这个职业蒙上了一大片阴影。即使妇女想方设法取得了专业资格，她们也会被划入被视为女性化的专业领域：她们可以提供健康护理，但只能以护士或助产士的身份从业。

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女性设法闯进由男性统治的医疗领域，如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伊丽莎白·加勒特（昵称莉齐）和索菲娅·杰克斯-布莱克。她们以激进的做法争取平等的对待，这意味着她们不能只做学生，还必须成为女权活动家。如果她们希望重新以医生的身份完全投身于医疗领域，她们就必须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每个女人获得医学学位的旅程各不相同，动机也大相径庭。其中，有人在苏格兰设法获得学位，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有人被迫前往法国攻读学位；还有人的大学入学申请被当成一场恶作剧。每个人都在努力界定妇女的工作和使命——作为姐妹、妻子、母亲、女儿、养母、单身母亲、同性伴侣。但是，她们每个人自求学之初就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为后人开路。她们知道，她们的行动将使未来几代女性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主动定义妇女的工作是什么。她们永远不会停止战斗，因为她们看到女医生能给医疗带来彻底的变革，不仅仅是为了女病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这些医疗界的女性将创造历史。（作者为美国记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