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的命令出使西域。尽管这一行程充满了曲折与艰难，但张骞坚定不移的决心使他最终成功打通了连接汉帝国与西域的丝绸之路，创造了历史性的成就。两百多年后，甘英受西域都护班超的指派，踏上了前往罗马帝国的外交使命。虽然甘英未能亲自抵达罗马帝国的都城，但他的此行却在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连接起来的同时，也发挥了非凡的历史意义。

到了明代，明成祖朱棣多次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进行远航，下西洋的壮举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几次航行过程中，郑和不仅造访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将大明帝国的威望传播到海外，甚至远至东非及红海沿岸。相比这些由政府组织的外交出使，我国唐代有一位名叫杜环的人，因战败被俘，反而因祸得福，成为了首位到达非洲的中国人。他游历了西亚和北非多年，最终回国并写下了他的游记《经行记》，但遗憾的是，这部珍贵的著作如今已经佚失。

杜环出生于唐朝中期，家世显赫，祖籍京兆，即今天陕西省西安市一带。他来自于著名的“京兆杜氏”家族，族中不仅有唐初宰相杜如晦，还有族父杜佑，他在唐德宗时期官拜宰相，并在《通典》中引用了杜环的游记部分，为后人保存了这份珍贵的资料。杜环的出身背景使他顺利加入唐军，并在天宝十年（751年）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怛罗斯之战”。

所谓“怛罗斯之战”，是唐帝国的安西都护府军队与阿拉伯帝国（即大食）军队在怛罗斯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地区进行的一场关键性遭遇战。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分别是当时东亚和西亚的两大霸主，双方的军力强大，但由于两者之间的距离遥远，直到这一战才迎来了真正的较量。这场战役因此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这场战斗中，唐军由高句丽贵族出身的将领高仙芝指挥。原本，唐军与阿拉伯军队势均力敌，局势一度胶着。然而，在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唐军的葛逻禄部突然叛变，联合大食军攻击唐军阵营，导致战场局势发生剧变。高仙芝在不利局面下迅速溃败，虽然他侥幸逃脱，但身边只剩下千余名幸存兵力。战后，高仙芝被罢免了安西四镇节度使的职务。

在唐军溃败的过程中，杜环不幸被俘。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不仅没有遭到杀害，还被带到了西亚，并且获得了与普通俘虏不同的待遇。根据《通典》对杜环《经行记》的引述，杜环在西亚见识到了许多与大唐截然不同的风俗与文化。例如，他首先来到了大食的都城“亚俱罗”（今伊拉克巴格达南部），在这里，他观察到当地的士女身姿高大，衣着鲜艳整洁，举止端庄典雅。而在女性的穿着上，杜环特别注意到，西亚地区的妇女出门时必须用面纱遮住面庞，且无论贵贱，女子都必须如此穿戴。

此外，杜环还记录了大食国的宗教与习俗：“一天五次礼拜”，以及禁酒、禁音乐的生活禁忌。他还特别提到，伊斯兰教徒不食猪肉、狗肉、驴肉及马肉，也不向国王或父母行跪拜礼，唯一的崇拜对象是天。此外，杜环还目睹了当地人对中国人或唐朝人并不陌生。在亚俱罗城中，他遇到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工匠，其中包括来自京兆、河东的金银匠、画匠及纺织工人等。这些中国工匠所传授的先进技术，无疑对西亚、非洲乃至欧洲的技术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后，杜环继续前行，来到圣地耶路撒冷，这里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共同圣地。他从耶路撒冷出发，向南进入非洲，游历了今天的埃及、苏丹、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杜环的旅程持续了长达十一年，最终他从非洲东部的马萨瓦港出发，穿越波斯湾，经商船返回广州，抵达时大约是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

尽管《经行记》至今所存仅有一千五百字左右，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不仅有杜环的旅行见闻，还有他对经过地区的物产、社会事件、气候、风景、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描写。若完整的《经行记》得以保存，它无疑会成为更具历史与文化价值的珍贵遗产。然而，这部作品不幸遗失，这也令后人深感惋惜。

综上所述，杜环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到达非洲的记录人物，经历堪称传奇。战败被俘之后他反而获得优待，并游历西亚和北非多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者。他为中原人提供了关于遥远国度和其人民的宝贵资料，也为历史学者提供了无价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