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江汉军区所辖的襄南军分区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党政干部大会，旨在探讨如何在襄南地区开创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以及讨论一系列发展和稳固根据地的策略。这次会议吸引了许多高级干部的参与，包括襄南军区的司令员李人林、政委杨殿魁、副政委罗通，政治部主任张难等人，他们在会议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立场。随后，政委与副政委在如何发展根据地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副政委罗通主张首先进行武装斗争，通过武力打开局面，之后要肃清敌对势力、发动广大群众，并积极推进党组织的建设和政权的建立。他们在这些措施上有着一致的看法。然而，在具体的发展策略上却表现出了分歧。政委杨殿魁倾向于采用分散发展的方式，各自独立行动，遍地开花；而罗通则认为应当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为原则，但前提是要迅速反应、一方有事、八方支援。简单来说，就是要分散发动群众，同时集中力量进行有效的敌人歼灭。

罗通提到自己的过去经验，强调分散发展时必须同时注意集中力量的重要性。他指出，不能只关注自己所负责的局部区域，因为这样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敌我力量的对比并未根本改变，如果各自为政的话，敌人必然会抓住机会，不仅无法消灭敌人，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损失。如果所有的行动都基于集中力量的原则，就能够在局部实现优势，从而有效地消灭敌人，保障自身的安全。

之所以产生分歧，在罗通看来，主要是因为政委在斗争经验方面显得不足。由于他长期在别人的领导下工作，对全局问题的理解受限。政委加入革命的时间相对较晚，身为学生出身，他是在土地革命后期才加入党组织的。在抗战期间，他曾担任县委书记并兼任游击队的政治部主任，后来调任晋冀豫边纵队民运部的副部长、组织部长，以及太行区武装委员会的副主任和主任。

从这些背景来看，政委在根据地建设方面的实际经验并不丰富，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后方工作，负责的只是某一方面的任务，而未曾承担过全面的区域工作。虽然他曾任县委书记，但在抗战时期，游击队的力量相对薄弱，而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也非常短暂。如今，他不仅是襄南军区的政委，同时也担任地方党委书记，实质上成为了襄南地区军政的最高负责者。

在会议结束后，由于意见不一，政委开始感到罗通这个人“难以应对”。工作中，由于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对于问题的看法也必然有所差异，出现分歧是自然的。这时候进行有效的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沟通无果，便只能依靠实际情况来验证各自的观点。

当时，各个战区都在按照集中力量进行歼灭战的原则，襄南军区的领导团队也都遵循这一理论来进行布署，利用一切战机，对敌人展开不懈的攻击。敌军曾对襄南地区发动了五次围剿，但在他们的领导下，部队成功地将敌人驱逐，极大地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主力部队的压力。

在后续的工作中，政委与罗通进行了深入交流，政委坦言：“原本我以为你很难合作，但现在我觉得和你合作是很容易的。”两人在发展策略上的分歧也在这种良好的沟通中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