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川军第22集团军所属第45军从徐州战场撤退到湖北襄阳、樊城进行整补后，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前往豫南信阳、罗山一线，阻止敌军的西进步伐。

第22集团军原本由第41军、第45军和第47军组成，但由于内部出现了混乱，只有第45军被派往北方。川军内部的分裂源于刘湘的突然去世。他在1938年1月20日去世后，蒋介石将刘湘留下的职务分割给了不同的人，导致原本紧密的指挥系统受到冲击。邓锡侯被调回四川担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由孙震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第22集团军的总司令。由于第22集团军本身就是由不同军队拼凑而成，邓锡侯和孙震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李家钰和田颂尧则在其中处于较为次要的角色。

在第22集团军驻守徐州时，第47军并未参与战斗后期的调动。此后，第47军坚决不愿归建，这使得原本已经不强的川军进一步削弱。李家钰之所以保持这种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邓锡侯调离后，由孙震接任指挥，而李家钰只得到了副总司令的职务。在徐州会战的过程中，41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其主力部队，第122师，在滕县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124师也遭遇了严重的损失。

面对这种情况，孙震只能指挥军队进行重组。为弥补人员缺口，他从第41军和第45军抽调部队，组成了新的战斗单位。每个军本应具备较强的战斗力，但由于连续的损失，川军的作战力量已大不如前，甚至从原来的甲种军缩减为丙种军。对于军队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就连曾甦元和王学姜这两位新任师长也感到一丝兴奋，毕竟，他们第一次见到了装备精良的胡宗南17军团，里面不仅有强大的炮兵、高射炮兵，甚至还有机械化部队。

然而，他们的兴奋很快被冷水浇灭。尽管17军团的装备优越，但胡宗南给的命令并没有给他们一线作战的机会。陈鼎勋在接到命令后，尽管明知自己只是被当做“下驷”，也不得不带着军队前往罗山。这时，前方传来了敌军已在罗山以东的竹竿铺激战的消息。陈鼎勋命令军部就地设立指挥所，带领部队赶到罗山县城，准备与敌军展开激烈对抗。

然而，敌军进攻的威力远超预期。10月3日，日军突破了董钊第28师的防线，朝罗山展开进攻，使用了传统的炮火开路、步兵冲锋的战术。曾甦元希望能得到炮兵支援，但令人失望的是，原本部署在阵地后的17军团炮兵已被撤离。没有炮兵支援，战局变得异常困难。小罗山高地的失守使得日军的火力覆盖了罗山南关汽车站，曾甦元和他的指挥部被困在了车站内。最终，他们通过打破墙壁才得以突围。

在随后的几天里，情况进一步恶化。日军接连进攻，压力越来越大。曾甦元意识到，日军有可能继续以右侧为突破口，切断与任岗的联系，一旦这样，罗山城的防线将不保。他与陈鼎勋商量，决定放弃罗山县城，转移到更为有利的地形进行防守。但陈鼎勋拒绝了他的提议，认为此举违背了军令，他甚至派人到前线督战。

尽管如此，曾甦元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守住罗山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认为，撤离罗山并非溃败，而是为了保全部队，能为日后的反击争取更多时间。他的做法在军事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类似于“守险不守陴”的战略，即集中兵力控制环城的险要地形，减少敌军突破的机会。然而，这一战略也意味着他没有履行上级命令，从而导致他在军事会议上遭遇了严厉的指责。

蒋介石最终并未直接惩处曾甦元，而是给了他两次大过。陈鼎勋在辩护过程中指出，川军在不利装备和劣势条件下，仍在罗山前线顽强抵抗，完成了掩护任务。他还指出，胡宗南并未及时增援，反而把川军当作消耗品，这使得川军陷入了被动境地。陈鼎勋的辩护引起了蒋介石的深思，最终，曾甦元得以逃过更严厉的惩罚。

尽管如此，这场战斗对川军的影响深远。武汉会战后的军事会议中，曾甦元的弃守和罗山失守成了焦点，蒋介石虽然未对他进行严厉处罚，但从中可以看出川军面临的困境，以及蒋介石对部队管理的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