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的南下军事经略，在契丹历史上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面临了许多内外的挑战与分歧。首先，契丹内部对南下策略产生分歧的原因，源自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不同利益的博弈。大同元年（947年）四月，太宗去世后，世宗与李胡等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争斗。在北返过程中，世宗得以清除反对势力，然而，在他重新启动南下军事经略时，这项计划并未能顺利进行下去。穆宗继位后，契丹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放弃了以往的南下战略，转而支持北汉对抗后周。

对于世宗而言，他的即位并不具备完全的合法性。太宗生前已立耶律李胡为继承人，甚至将其视为“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份遗嘱明确了李胡是皇位的合法继承者，但太宗去世后，契丹的高层将领在选择继任者时犹豫不决。尽管最终由于种种政治因素，世宗获得了支持，但其继位问题依然成为一个隐患。为了巩固自己的合法性，世宗必须继承太宗的政治遗产，这也是他决定重启南下军事经略的原因之一。

在继位之初，世宗便着手恢复对河北地区的控制。大同元年，太宗去世后，契丹诸将纷纷北归，原本驻守河南的将领也陆续返回。然而，河北的防守依然坚守，世宗派遣耶律拔里得担任中京留守，继续推进河北的军事经略。为了确保河北的稳定，世宗派遣麻答总领河北的军政事务，并让耶律拔里得协助作战。魏州（今河北大名）在河北防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掌控了这里，契丹便能控制中原王朝对抗契丹的最后防线。

在实施河北防线时，耶律拔里得采取了较为消极的战略。他固守魏州与邢州，尽力应对后汉的进攻，但并未展开积极的反攻。在许多战役中，耶律拔里得对战局的处理较为谨慎，未能有效重夺失地，导致了河北逐渐失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内部的矛盾日益显现，耶律拔里得的无能导致了部队士气低落，河北的丧失成为契丹南下战略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障碍。

随着契丹内部的形势变化，世宗开始寻求通过南下恢复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稳定契丹内部政局后，南下成为世宗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天禄三年（949年）九月，世宗召集大臣商议南伐计划，并按太宗的路线重新安排军事部署。然而，这次南下的成果并未达到预期。尽管世宗成功占领了一些城市，但由于战斗持续艰难，契丹的南下力量明显不如太宗时期那般强大。实际上，契丹在中原的军事压力已经减弱，南下的目标也逐渐转向恢复契丹与北汉的关系，而不是与后周建立平等的朝贡关系。

当世宗在南下途中遇刺时，契丹的军事策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世宗的死因存在争议，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南下战略面临着契丹内部的不同声音和利益冲突。尤其是诸将对南下的目的和利益存在分歧。世宗的南下被一些将领视为政治手段，而另一些将领则希望通过南下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内部分歧加剧了南下战略的失败，也为穆宗继位后的南下军事政策变化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世宗南下军事经略的失败，反映了契丹内部对是否继续南下的战略选择存在明显的分歧。世宗尽管试图通过南下恢复契丹的荣光，但由于内外局势的变化，他的战略难以实现。而契丹将领在南下过程中既受到政治利益的驱使，又面临着军事战略执行的困难，最终导致南下计划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