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者如何书写历史——日本二战电影变迁记

作者：陶赋雯

来源：《中文导报 东瀛岁月》

在战后80年里，日本二战题材电影的演变，展示了这个国家如何通过影像构建历史记忆、修正战争叙事，以及如何塑造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身份认同。与德国电影的“忏悔政治”不同，日本的二战电影并未追求全面的自我批判，反而通过一系列巧妙的修辞手段，实现了从“加害者”到“受害者”的身份转变。这种变化不仅在电影中有所体现，更深深影响了日本国民的历史认知和文化认同。正如岩崎昶所言：“日本电影史有一半是战争电影史。”这句话揭示了战争电影对日本社会认知的深远影响。

一、受害者共同体的影像构建

日本二战电影的影像策略，尤其是在战场选择上的偏向，揭示了国家如何通过电影构建其历史记忆。以太平洋战争为背景的影片，占据了日本二战电影的三分之一，而涉及中日战争的电影则少之又少。这种选择性呈现反映了深层的心理机制：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被描绘成抗击强敌的弱者形象，这种“悲壮抗敌”的叙事符合日本在战后希望塑造的受害者形象；而对中国战场的描绘，却往往抹去侵略的暴力性和非人性。以中国为背景的战争影片中，日军的敌人形象通常被符号化，常常通过模糊、去人性化的镜头呈现，消解了侵略行为的实质。

在这种影像策略下，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成为日本战后记忆的核心象征。通过电影如《我的广岛父亲》与《爆心》等，原子弹爆炸不仅被呈现为终极的受难象征，还被与家族创伤相结合，通过代际的传递使这一事件成为“反战败”的情感表达。这些影片强化了日本作为“唯一核爆受害国”的身份，借此把日本推向了国际受害者行列。原爆的蘑菇云被赋予了一种几乎超越历史的象征意义，变成了洗净以往侵略罪行的视觉修正工具。

二、历史篡改与反记忆的重构

随着历史见证者的逐渐消逝，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后真相时代”，在这个时代，媒介成为了历史叙述的主导力量。日本的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越来越模糊，甚至出现了将其称作“南京事件”的现象。而电影《归国》则通过“英灵还魂”的情节设计，迎合了观众的情感共鸣，暗示战争中的牺牲具有某种神圣价值。影片通过士兵死后穿越时空的方式，展示其牺牲的“意义”，从而淡化了战争的暴行。

类似的“去政治化”叙事手法并不罕见。例如，《没有出口的海》通过士兵临终前的感慨“敌人也爱打棒球”，将侵略战争的罪行美化为一种普遍的人性冲突。此类影片通过虚构的情节与人物，回避了对国家战争责任的深刻剖析，并将战争的责任转嫁给那些虚构的个体，从而影响了年轻观众的历史认知。战争的真实面貌在这一过程中被掩盖，转而成为情感化、煽动性的素材。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国主义的符号在当代影像中被不断重构。《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中，山本五十六的形象从“神格化”转变为“人格化”，这种叙事方式无形中减轻了其在战争中的责任。右翼势力利用这种文化机制，重塑并维持了日本的战后文化记忆，并且通过这种“美化的记忆”，不断地激活集体的军国主义情感。

三、反战电影的困境与挑战

尽管日本二战电影中存在大量的战争美化和历史模糊，但并非所有电影都忽视战争的残酷与历史的罪责。例如，电影《人间的条件》通过主角梶在雪原中的呐喊“这不是圣战，是屠杀！”表达了强烈的反战立场。而左翼导演今井正在《二十四只眼睛》中，通过一位女教师的视角，揭示了学生成为战争牺牲品的悲剧，直接指责军国主义的反人道性质。然而，这些具有深刻反战内涵的影片在右翼势力的压制下，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淡化为历史的附庸。

随着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占据了总人口的75%，这一代人对历史的认知愈加依赖于媒介的影响。石原慎太郎编剧的《吾为君亡》便通过偶像明星饰演特攻队员的方式，将军国主义的情感巧妙地渗透进年轻文化中，塑造出一种集体的爱国情怀。在这种环境下，历史题材电影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变得更加深远，塑造了一个更加模糊且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记忆。

四、结语

日本二战电影中的“败者”叙事，不仅是艺术创作的产物，更是对历史记忆的政治操控。通过构建“受害者共同体”、选择性呈现战场和美化暴力，电影实现了从“加害者”到“受害者”的转变。这一过程中，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侵略行为被抹去，成为无法言说的痛苦。战败者并非无影像，而是被剥夺了成像的权利。要想真正救赎历史，首先要夺回这些被遗忘的记忆，恢复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正义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