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初

编辑|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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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镇嵩军出身土匪兄弟，民国军界化身正规军，随国府撤退到台湾。身影跨过乱世，可为何历史评价至今褒贬不一？这背后，是战场、政坛与记忆交织的纠结。

从草寇到军旅：镇嵩军兄弟的出道

1920年代，原本盘踞陕北一带的草寇势力，演变出一支名声显赫的地方武装——镇嵩军。这支军队的骨干，很多人原是匪徒，结拜为兄弟，靠武力立足一方。羊山匪酋憨玉琨、张治公、柴云升这些名字尚在民间传颂，与刘镇华相伴打造出一支“正规化”的武装力量，

正当北洋政府破碎、政权更迭频繁时，两方面力量较量中，刘镇华等人与军阀合作，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他们从山野升到军界，拥有一份地盘，也积累军权。镇嵩军因此成了民国初年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武力。

实战中，他们协助整合清剿余匪、稳定治安，慢慢获得合法地位。走出“土匪”标签，成为官方认可的武装力量。但原本习惯在山中行走的他们，习气难改。土匪式行动虽少见于官府报道，却留在百姓口碑与民间记忆中，打家劫舍的印象挥之不去。

峥嵘岁月中，镇嵩军兄弟在混乱里站稳脚跟。出身草寇，行迹飘忽，身份模糊。军装、旗帜填补合法暴力与秩序之间的裂缝，但延续下来的野性与土匪背景，让他们走上军旅之路，却从未走出“土匪”的阴影。

国民政府撤退台湾那天，镇嵩军武装依附国民党结构，也将一定数量兵力带上了离开大陆的船只。他们落脚台湾，既是战败者，亦是“随军来台”的精锐部队之一。土地被重新划付，军饷得到实行，原本荒芜的基地，洋溢起一种“有胜者余威”的气息。

早期，多数镇嵩军退伍军人被安排在戒严体系之中。居住点成聚居区，旧战友靠着旧关系找工作、土地、甚至文化活动。军功章依然佩戴在制服外口袋，仿佛提醒世人他们曾驰骋疆场。从军中的正规力量身份，到台湾社会上的中产布局，身份跃迁像闪电。

不过，记忆中的阴影在民间未曾消散。镇嵩军祖辈出身土匪的口碑在电影戏剧中延续，甚至编入乡野说书的故事里。民间流传的“镇嵩军曾扫荡村庄”、 “结账索贿”片段未必属实，却像浮雕刻在地方历史中。

移居后的镇嵩军人，与新邻里日子交织。战友常聚，再续战友情，但地方百姓提起来常带怨言。那些曾在大陆作战、经历迁徙的战友们，面对新莊、桃园村落，也成征途路上的“外人”。旧身份既是荣耀，也成隔阂。

台地下的权力整合与地方治理

落脚台湾后，镇嵩军出身的这些兄弟被迅速纳入国民政府的戒严体系。身份是退役军官、编制内士兵或警备部队成员，但背后仍是多年形成的结义文化与山地武力的行事习惯。

在高雄、桃园、新竹等地，他们一部分进入地方防卫司令部，承担巡逻、清查、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对上级而言，这批人有纪律、能打仗、忠诚度高；对普通百姓而言，制服背后仍有一丝令人不安的影子。

整合并非一帆风顺。镇嵩军成员与本地社会有着文化差异，语言、生活习惯都不同，偶有摩擦。部分军官利用旧关系网在地方经济中寻找出路——开运输公司、经营集体农场、包揽建筑工程。权力和生意交织，形成一个个隐形的小圈子。

政治上，他们在“反攻大陆”的氛围中被塑造成抗战英雄的代表，出席纪念活动、登上报纸版面。每逢纪念抗战胜利日，老军装重新穿上，勋表闪在胸前。台上的礼仪和掌声让他们感到荣光，也掩盖了外界对其过去的质疑。

在治安任务中，他们执行命令干脆利落，但处事风格仍带着山地军的果断与强硬。抓捕逃犯、拆除非法建筑、处理突发械斗时，往往手段直接而高压。对体制而言，这是高效的；对民众而言，却可能显得生硬甚至粗暴。

几十年下来，这批人完成了从土匪、军人到地方权力一部分的身份转化。表面融入社会，骨子里仍保留着兄弟义气与上下级的铁血关系。这种双重性，使他们在台湾的角色既稳定又特殊。

历史记忆的裂隙与评价的多面

时间流逝，镇嵩军的故事进入史书、影像、民间口述。正史里，他们是国民政府正规军的一部分，执行过重要作战任务，也承担战后稳定秩序的角色；民间记忆里，他们是带着山中气息的武装团体，曾让百姓敬畏甚至害怕。

台湾社会中，褒奖者强调他们在战乱中的忠诚与战功，认为若无这批人，许多地区的防务与秩序无法短期内建立。批评者则记住了他们早年的土匪背景，认为其作风与现代军警不符，难免带有江湖化的痕迹。

老兵聚会的照片上，灰白头发、整齐列队、胸前勋表仍旧熠熠。对他们自己而言，那是半生的荣耀与身份符号。可在一些地方志、民间讲述中，“镇嵩军”三个字仍带着粗粝的色彩，夹杂着战争、迁徙、冲突的味道。

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发现，镇嵩军的形象分裂，源于身份的急剧转变。短短几十年，他们从草寇到正规军，从大陆到台湾，从战场到社区，经历了社会角色的不断重塑。正因如此，评价无法单一——既有为国守土的坚定，也有行事粗放的争议。

在今天，这段历史偶尔被提起，多数是借着老兵去世或相关纪念活动。新一代人更多从书本、影像中认识他们，对褒贬并不执着，而是将之视作乱世中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历史现象。

镇嵩军兄弟的故事就像一条河流，源头混沌，流经险滩，也穿过平原，最终在台湾的土地上归于平静。河岸两边，有人为他们立碑铭记，有人用口述留下警惕。褒与贬之间，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乱世留给后人的复杂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