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西征期间向洋行借款的行为，实际上并非有意挑选高利息的贷款，而是受制于多重因素的制约，所做出的不得已之举。他当然希望能够借到低息贷款，但在复杂的局势下，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那些高利贷。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是为了保障西征所需的巨额军费。

西征之前，沙俄已侵占了清朝在中亚及西域地区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土地，阿古柏趁机占领了南疆并攻占吐鲁番，而沙俄也在伊犁等地驻军，进一步威胁清朝边疆。与此同时，英国对新疆的觊觎也愈发明显，试图在这一地区争取利益。左宗棠深知形势的紧迫，他认为“事关君国，兼涉内外，不能将就了局”，新疆的收复关乎国家命运。当朝廷还在讨论是否对阿古柏发起军事行动时，左宗棠便率领湘军进驻兰州，开始了军事部署。

在西征的前期准备中，左宗棠与幕僚们共同制定了“缓进急战”的战略。所谓“缓进”，即在一年半内筹措足够的军饷，整顿军队并做充足准备；而“急战”则意味着在军饷到位后，必须速战速决，确保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胜利。而经过详细的调查与计算，左宗棠预估西征所需的军费高达八百万两白银。为了确保充足，他向朝廷申请了一千万两白银。

在朝廷的讨论中，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跟阿古柏和沙俄议和，以便节省费用投入海防，但左宗棠坚决反对。他认为如果新疆丢失，西北边防将彻底失守，未来不仅无法节省军费，反而需要加大投入，甚至增加军力，带来更大的损耗。因此，经过权衡，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决定支持左宗棠，从户部拨出二百万两，另外三百万两通过各省筹集，名义上为“协饷”。其余五百万两则由左宗棠向外借款。

通过与商人胡雪岩的联系，左宗棠总共借得了1595万两银子，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借款的利息普遍偏高，甚至比常规贷款高出一倍以上。这其中，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急需军饷是借款利息高涨的直接原因。西征大军依赖及时的兵饷以维持士气，而军队的安抚也显得尤为重要。湘军一直以良好的待遇和足够的兵饷著称，左宗棠深知，如果因兵饷问题发生军变，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为了确保军队的稳定，左宗棠不得不接受了高利率的贷款。例如，第一次借款时，年利率高达18%，但在平定新疆后，利率才降至9.75%。

其次，低息贷款的程序复杂且漫长。低息贷款需要诸多担保，且涉及到海关税务等多个部门的审批，手续繁琐。相比之下，高利贷只需左宗棠盖章，即可完成贷款流程，便捷高效，因此左宗棠宁愿支付高利息，也不愿等待低息贷款所需的漫长时间。

第三，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中介商人，实际上从中获取了相当丰厚的利润。洋行的实际利率大约为8%至10%，但经过胡雪岩等中介人的操作，利率常常被提高，最终可能翻倍。例如，原本的年利率为8%，经过中介后，可能攀升至15.6%。这部分额外的利息，显然是胡雪岩和其他相关人士的利润。

此外，英国为了插手新疆事务，曾向阿古柏提供兵工厂和大量武器，甚至要求清朝放弃新疆。然而，在左宗棠通过高息贷款获得资金后，英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支持清朝收复新疆，并向西征军提供先进的武器，这无疑是通过胡雪岩等人的运作达成的利益交换。

最后，尽管高息贷款有其弊端，但相比之下，协饷的拖欠给左宗棠带来的压力更大。协饷的迟延常常导致军费不足，若不及时解决，西征的大计就可能泡汤。而通过高息贷款，左宗棠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甚至通过中介商人将协饷的欠款转移给洋商，减轻了他自身的负担。

总的来说，左宗棠宁愿背负高利息的风险，也要通过贷款获得急需的军费，以确保西征的顺利进行。最终，他通过这些借款成功收复了新疆，这一历史性胜利也证明了左宗棠在面对困境时的果断和智慧。回顾这段历史，若以几百万两白银的利息换回疆土，显然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