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正式进入了“藩镇割据”时代。尽管节度使的独立权力大幅增加，但由于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的深刻教训，节度使们不再企图篡位。与此同时，藩镇内部天然存在的致命弱点，使得它们难以进一步扩展权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大唐帝国内部的相对稳定和和平。

藩镇的第一个致命弱点，是节度使职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从表面上看，某些藩镇，如东北部的幽州、魏博、成德等地，几乎完全由内部决定节度使的继任。当现任节度使去世后，藩镇内部会选出新任节度使，然后再由大唐朝廷象征性地发出诏书确认。然而，这个看似仅仅是形式上的确认过程，其实受到两大因素的深远影响，使得大唐朝廷的诏书变得不可或缺。

第一个因素是藩镇内部民众的支持。尽管藩镇的普通百姓和官吏效忠于节度使，但大唐朝廷的威信早已根植于民心。对普通百姓来说，朝廷是合法权力的象征，未获得朝廷确认的节度使，即便在地方上拥有强大控制力，依然会被视为“篡位者”，难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第二个因素则是周边藩镇的外部压力。虽然各藩镇与朝廷有着博弈和对抗的关系，但藩镇之间，特别是邻近的藩镇之间，也往往存在着竞争和敌对。一旦周边的藩镇节度使都获得了朝廷的正式确认，未获确认的节度使便会面临来自其他藩镇的压力，甚至成为攻击的借口。例如，在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突然暴死，接任的是年仅11岁的儿子田怀谏，权力掌握在家仆蒋士则手中。蒋士则因处理不公引发三军不满，最终通过政变，田弘正（田季安的侄子）被推为代理节度使。由于田弘正的地位不稳，急需朝廷的正式任命来确保自身合法性。大唐朝廷察觉到魏博内部的动荡，故意拖延任命，而田弘正最终不得不做出承诺，保证与朝廷保持正常关系，并及时缴纳赋税，以换取朝廷的正式确认。

藩镇的第二个致命弱点，是节度使控制军队的能力。藩镇的军事力量，是藩镇割据的核心，而节度使通常会依赖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亲信将领和部队来维持权力。这些部队包括族人、亲信将领，甚至名义上的养子亲军（如安禄山的养子亲军多达8000人），以及其他常规军队和地方团练。由于藩镇内部容易发生武力篡权的情况，节度使通常会采取分散兵力的策略，避免单一将领过于强大，确保自己不至于被其他将领威胁。因此，节度使通常会让多个将领掌握相对均衡的权力，从而避免任何一位将领获得足以挑战自己的力量。

然而，尽管节度使采取了这些措施，仍然无法确保继任者能够完全掌控局势。不同于帝国皇位继承有着明确的规则和道德约束，节度使的继任完全依靠军事力量，任何一位被认为软弱无能的继任者，可能会遭遇军方的反叛和篡位。如此一来，藩镇的实力便因内斗和权力不稳而受到削弱，无法持续扩展势力。

这两个致命弱点，使得藩镇在与朝廷的关系中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尽管藩镇在表面上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它们不得不谨慎与朝廷打交道，避免与朝廷发生公开的冲突。相反，藩镇更倾向于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处理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尽力避免武力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