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各省的最高官职分为总督和巡抚，许多人常常将这两个职务等同于现代的省委书记与省长，认为总督的权力更大。然而，尽管从品级上看，总督确实比巡抚高，但如果从他们的职能和相互关系上来分析，这两者的关系远比想象中的复杂。事实上，清代的总督和巡抚的职权划分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的权力和职掌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总督是正二品官，若加上尚书衔，便晋升为从一品；而巡抚则为从二品官，若加上侍郎衔，则升为正二品。从品级上来看，总督的权力自然较大，但在实际职掌上，巡抚更侧重于地方的文职和民政事务，总督则偏重于军事。如果某省没有设巡抚，总督则必须兼任巡抚的职务，行使巡抚的权力；相反，某些省份没有设总督时，巡抚会兼任军事职务，通常是提督衔，像山东、山西和河南的巡抚便是如此。

清代的行政区划中，除了直隶、陕甘外，其他省份一般都设有巡抚。全国一共设有八个总督（不包括东三省及河道、漕运等），这八个总督分别管辖直隶、两江、湖广、两广、云贵、四川、陕甘、闽浙等省份。在一些省份，竟然同时设有总督和巡抚，且两者有时会驻在同一个城市，这就出现了“督抚同城”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导致了总督和巡抚之间的职能重叠和冲突，也让地方政治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

例如，湖广总督和巡抚都驻在武昌，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则驻在福州，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驻广州，而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则共驻昆明。督抚同城本身就是清代长期存在的一个矛盾，因为两者虽有分工，但实际操作中却常常有职权重合，导致了行政上的争议。例如，在处理刑事案件、文官考核、盐务管理、钱法事务等领域，督抚都拥有相应的职责。这种重叠往往使得两方在遇到问题时，互相推卸责任，甚至出现勾心斗角，导致官场腐败。

此外，总督通常由于品级较高，往往在行政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巡抚则可能因品级较低而不得不低头顺从。这样一来，矛盾和冲突便在所难免。清代的行政体制上，督抚并没有直接的从属关系。总督的品级虽然较高，但他并不直接领导巡抚，而巡抚虽品级较低，却也拥有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两者的关系微妙且复杂，尤其是在互相监督、参弹上。根据《大清律例》，总督和巡抚都负有监督省内官员的职责，但他们之间没有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这导致了对彼此职权的互相制衡。

此外，清廷设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要求督抚间必须互相监督。如果任何一方犯错，如贪污、滥权等，另一方未加参劾，便会受到处分。然而，这一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总是得到执行。在实际操作中，督抚之间往往不会轻易参劾对方，因为这会直接触及到朝廷的威信。例如，在乾隆时期，云南巡抚郭一裕曾参劾云贵总督恒文，指控其权谋私利，甚至敛财中饱私囊。这个案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争议，许多朝臣认为郭一裕不应干涉总督事务，这种行为触犯了官场的等级规则。尽管恒文最终因罪被赐死，郭一裕也因触犯官场规矩而被发配西北。

同样，晚清时期曾国荃与湖广总督官文的不和，也是一个典型例子。曾国荃因与官文关系紧张而向朝廷参劾，结果引发了巨大的政治风波。朝廷对曾国荃的参劾表示强烈不满，并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尊重满洲贵族的表现，最终，官文被革职，但曾国荃的仕途也因此受到影响。

在清代，虽然总督的品级较高，但并不是说总督可以无所顾忌地参劾巡抚。官场的潜规则决定了，即使总督拥有更高的品级，公开参劾巡抚也会破坏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损害朝廷的威信。总督和巡抚尽管职掌有所不同，但都必须谨慎行事，避免直接对抗。这也反映了清代官场的复杂性和微妙的权力平衡，所有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的官员，都是精通政治的高手，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的官场规则中保持平衡，确保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位置。

总之，清代的总督和巡抚，虽然品级不同，但在实际职能上却有着复杂的重叠与冲突。官员们为了利益和权力，经常需要在表面上的合作与背后的较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制度的设计，虽然确保了政权的集中，但也暴露出了官场中微妙的权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