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个让人寒毛倒竖的观点，大致是说，“1938年，斯大林曾对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种族大屠杀，先后30多万中国人死于苏联人的屠刀之下，相当于一个南京大屠杀的人数”。

那么问题来了，真实情况真如上述描述一般令人毛骨悚然吗？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红场上的斯大林

海参崴是如何丢掉的？

进入19世纪后半叶，不仅越南、朝鲜等藩属国相继沦为了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即便是已经明晰的清代中国的疆域，也遭遇到了西方列强国家的蚕食与鲸吞。

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北京告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沙俄利用调解之机趁火打劫，胁迫清廷签订了《瑷珲条约》。

至此，清朝彻底失去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左岸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黑龙江也由中国的内河沦为了中俄两国的界河。

《瑷珲条约》签订场景复原

两年后，沙俄联合英法强迫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

条约规定，清廷在承认《瑷珲条约》的基础上，将包括库页岛以及海参崴不冻港在内的原本属于双方“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之地约40万平方公里割让给了沙俄。

这就意味着，中国彻底失去了对日本海的出海口。

沙俄侵占中国示意图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俄签订《北京条约》前的几个月，沙俄军队就大摇大摆地开进了海参崴，同时将之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或“东方统治者”。

但需要指出的是，远在圣彼得堡的沙俄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向远东输送劳动力。因此，海参崴的城市开发进度一度非常缓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当局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除了接受中国劳工入境之外别无选择”。

因此，尽管海参崴隶属于沙俄，但这座城市的基础商业活动，基本都被勤劳的中国商人所牢牢把持着。与此同时，大量的华工在此谋生。可以说，这里是旅俄华侨的主要聚居地以及当地外国侨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1910年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街头

同治十年（1871），沙俄在海参崴建设军港，并在次年将太平洋舰队的驻地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迁到了这里。

光绪元年（1875）设镇，光绪六年（1880）升格为市，光绪十四年（1888）进一步升格为滨海省的行政中心。

列宁时代的远东中国人

他们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省，是生活较为困苦的季节性打工者，长期呈现着“不断有人入境又不断有人返乡”的特征。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当地中国人的实际数量可能比档案数据要高一些。

截止一战爆发前的1914年中叶，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总数大约在20万—25万之间。

海参崴的华人商贩

1918年苏俄内战爆发后，当地中国人数量锐减。直到苏共中央于1921年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这一数据才有所增加。

一方面，鉴于当地严重缺乏劳动力，使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担只能依靠输入的外来移民；另一方面，没有多少欧洲国土上的居民愿意前往条件艰苦的远东地区。因此，苏联政府在这一时期并不排斥中国人的加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势力”再度成为了远东商业领域的重要角色。

截至20年代后期，中国商人拥有着远东地区超过50%的商业场所与大致相同比例的贸易额，涵盖了初级工业品、衣服和食品。其中，小额杂货贸易占到了贸易总额的48.5%，食品、饮料、烟草行业的占比为22.1%，餐饮业的占比为10.2%。

海参崴北京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两侧，都是中国商人的产业

1926年，苏联中央统计局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远东地区依然是全苏中国人的主要聚居地。

其中，符拉迪沃斯托克区（治所在海参崴）为43513名，阿穆尔区（治所在海兰泡）为8254名，哈巴罗夫斯克区（治所在伯力）为7235名。

除此之外，结雅区为3057名，尼古拉斯区为1989名，萨哈林区为679名，堪察加区为212名，赤塔区为4473名，斯列腾斯克区为2593名。

一言概之，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总数大约在7万人左右。

在海参崴建设火车站的中国工人

当然，鉴于当时入境的中国人依然以季节性打工者为主，加之苏联统计部门人数与精力所限，所以很多非法入境者并未被算入其中。因此，当地中国人的实际数量一定高于7万人。

斯大林的“远东焦虑”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在经过一系列的内部斗争后，斯大林成为了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决策者。

列宁和斯大林

伴随着苏联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数量有了显著减少。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展开，几乎摧毁了所有中国商人的生意。不得已，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不得不黯然离开。

其次，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其结果就是，“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情况时有发生，这就使得大批中国人纷纷“跑路”。

第三，30年代初饥荒造成的粮食紧缺，使得食品供应一度采取凭证配给制度。由于很多没有固定工作的中国人未被纳入到这一制度之内，这就迫使另一大批人主动回国。

海参崴内的华人商贩

1932年3月“满洲国”建立以后，苏联与中国东北的边境被彻底封闭。这就意味着，从东北越境到远东地区务工的短期季节性打工潮，彻底被“遏制”住了。

根据《海外各地华侨登记人数统计表》中的数据显示：

截至1934年，海参崴总领馆辖区登记的华侨人数为20894名，布拉哥（即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总领馆辖区为6639名，伯力总领馆辖区为3650名，相加总数为31183名，与1914年的20万—25万的数据相比，缩水了至少八成以上。

海参崴“中国大街”里的中国商贩

到了30年代中期，苏共中央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居于苏联和“满洲国”交界地带的中国人“是一种不可控的负面因素，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伴随着日苏关系的日趋恶化，苏联对中国人的镇压政策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可即便如此，到目前为止，海参崴依然是一座具有浓郁“东方民族”特色的北方城市。

海参崴的中国商贩

“驱逐中国人”的开始

1935年7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名为《关于前往边界区域及其居留之决议》，该决议规定：

凡边界地域及边界禁区，除该地区居民之外，凡未得有内政部机关之许可者，均不准前往；凡违反前往边界地域及其居留章程者，应依苏联内政部特别会议之决议，处以1年至3年之徒刑。

另据中国大使馆的电文所载，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海参崴境内就已经出现了驱逐中国侨民的小规模行动。

海参崴的中国商贩

1936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要求时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的杰里巴斯，尽快“清理”中国人聚居区——位于海参崴的“百万街”。

一个月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在“百万街”大肆抓捕无证件的外国人（以中国人为主），同时捣毁了大批“犯罪”窝点。

鉴于1936年3月苏蒙两国签订的《苏蒙互助议定书》，已经引发了中国各界的强烈不满。因此，“苏联大肆驱逐海参崴中国人”的新闻传至国内后，不仅再度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中国政府也向苏方发出了严正抗议。

1933年时的华人聚居区“百万街”

可即便如此，苏联人依然没有要停手的意思。6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远东边疆区下发指示：

对于今后之行动，务必更加谨慎，不要授人以口实，即让人认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部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清理“百万街”的相关工作。

接到指示后，远东地方当局旋即以打击犯罪、检查证件是否齐全等为由，接二连三地发起各种小规模的“清理”行动。因为不堪其扰，不少中国人只得乘船回国。

数据显示，1936年约有4000余人选择回国。

老照片中苏联警察

当然，苏联政府也明白，当下尚无必要对远东境内的所有中国人采取强制措施。因此他们对外宣称，只要保持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当地中国人不仅可以免受伤害，还可以加入苏联国籍，成为苏联国民。

可即便如此，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数量，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根据1937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全苏联的中国人是38527人。其中，远东地区为26607名，与三年前的31183人相比，缩水了近15%左右。

停泊在海参崴的中国船只

“大清洗”背景下的大逮捕

进入1937年以后，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在召开于6月23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声称，苏联境内充斥着大量的“间谍、破坏分子”。

7月1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防委员会联合颁布了“关于建立沿边境一带特别禁区”的决定。该“决定”要求，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对世居于边疆地区的所有族群当中的“不可靠分子”进行大规模的迁移和驱逐。

右一即叶若夫，“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之一，1940年2月4日被处决

12月22日，叶若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下达了一份绝密命令，要求他“对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次日，他又下达了补充命令，大致要点如下。

首先，仔细搜查并清除边疆区内的所有中国人以及其他人的“窝点”，拘捕所有窝主与到访者，对他们进行侦讯。

其次，对于反对苏维埃、间谍、走私活动以及刑事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中国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组审理，并镇压第一类（最恶劣罪犯与富农分子）和第二类（不太活跃但对苏联有敌意者）。

第三，对于外籍人员案件，经审判后直接驱逐出苏联。所有被司法逮捕的涉案人员，禁止在远东地区、赤塔、伊尔库茨克地区居住。

在海参崴工作的中国劳工

其结果就是，远东华侨们迎来了灭顶之灾。资料显示，在1938年的前三个月，各地中国人都成为了被拘捕和伤害的对象。

鉴于滨海边疆区（治所在海参崴）聚居的中国人数量最多，因此逮捕规模也最大，光是大规模的行动就有三次，同时伴有多次小规模的行动。

1937年12月29日夜至30日，海参崴当局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抓捕中国人的行动，合计逮捕了853名中国人。与此同时，伯力当局逮捕了200余人，布拉哥当局逮捕了百余人，后在1938年1月12日前后再度逮捕了20余人。

海参崴内的中国商船

1938年2月初，苏联当局在海参崴、乌苏里斯克、斯巴斯克等地逮捕华侨200余人，同时对一些人进行了刑讯逼供，逼问其“间谍之罪”。15日深夜，又在伯力城乡分头按名逮捕华侨百余人。

在2月中旬，滨海边疆区发动了针对中国人的第二次大规模抓捕行动；在3月28日至31日期间，又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抓捕行动。

根据俄罗斯档案中的记录，在第二和第三次行动中被捕的中国人分别是2005人和3082人。这就意味着，在1938年前三个月被捕的当地中国人就已经达到了6000余人。

海参崴内的中国劳工

海参崴总领馆辖区在1936年登记的华侨总数为11403名，在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抓捕之后，“查本馆辖区内侨民被捕者居十之七八，数在七八千人。”

鉴于滨海边疆区的中国人数量最多，约占整个远东中国人总数的一半。由此可以推算，整个远东地区被捕的中国人总数，大概率已经超过1万人。

另据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的笔录显示，“在远东地区大约有11000余名中国人被逮捕，8000余名中国人被驱逐。”鉴于被逮捕人数与推估数字基本吻合，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柳什科夫所说的“11000余名中国人被捕”是基本属实的。

划船的中国船夫

尾声

根据俄罗斯档案的记录，截至1938年5月27日，在被判“有罪”的5816名中国人中，按第一类（处决）处理的为3123人，按第二类（处以集中营劳役或监狱徒刑）处理的为2693人。

由此可见，所谓“30多万远东中国人死于苏联人的屠刀之下，相当于一个南京大屠杀的人数”的说法，固然是严重错误的，但苏联逮捕、驱逐远东中国人的史实是真实存在的。

比较贴切的数据是，“至少有11000名中国人被逮捕，8000余名中国人被驱逐，里面的一半居于滨海边疆区（海参崴）境内”。

建在“百万街”旧址上的俄罗斯当代饭店

更令人遗憾的是，在经历了血雨腥风之后，原本规模庞大的华人群体，几乎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彻底消失了，而这段历史也一度被尘封了下来。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个让人寒毛倒竖的观点，大致是说，“1938年，斯大林曾对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进行了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