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正式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其负责人是石井四郎，一位军医出身的日本军官。自1932年日本占领东北后，石井便开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研究细菌战的相关技术。1933年，他在哈尔滨附近的背阴河设立了一个实验基地，命名为关东军防疫班，内部代号加茂部队或东乡部队。石井来自千叶县加茂镇，他对东乡平八郎有着极高的崇拜，取这个名字正是为了向他致敬。

到了1936年，根据日本军部的指令，基地正式迁移至哈尔滨的平房区，建筑面积达到六平方公里，里面有超过150栋建筑，分为不同的职能部门。第一部专责细菌研究，第二部进行人体实验，第三部生产细菌弹，第四部专注于培养病菌。此外，还包括总务部和资材部等部门，基地总共有八个部门，并设有四个支队，分别驻扎在海拉尔、海林等地。尽管表面上这个部队伪装成水净化单位，但其实它是一个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实验基地。

部队的实验对象主要是抗日分子、苏联间谍、朝鲜人，甚至包括盟军战俘。日本宪兵队以“特别移送”的名义将这些人送到基地，经过审讯后，若无法从他们口中得知有用情报，就直接将其投入到实验中。他们的命运常常是被随意处置，因此人们称这些被抓的人为“马路大”，意思是像木头一样任由操控。这些人被用作实验的活体对象，部队内的工作人员上千人，其中包括医生、技术员、护士等，许多人来自日本的顶级大学，比如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石井四郎担任部队的中将，下面则有川岛清、菊地齐等少将，以及总务部部长太田澄等重要人物。

1939年，部队开始使用细菌弹，在战争中第一次尝试这种生物武器，地点是诺门罕战役。之后，731部队在中国浙江的宁波、湖南的常德等地投放鼠疫细菌，导致大量民众死亡。1941年常德的鼠疫事件中，就有记录显示有7463人死于鼠疫。这些实验室不仅培养细菌，还养殖大量老鼠和跳蚤，用来传播病菌。到1945年，部队原本计划养殖300万只老鼠，但随着苏联红军的进攻，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基地被炸毁，文件和标本被销毁，但病菌和感染动物逃脱，对当地百姓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731部队的实验内容残忍至极。为了测试细菌对人体的效果，他们通过活体实验，将不同的病菌注射到人体中。若被实验者未出现明显症状，他们便进行活体解剖，研究病菌对器官的影响。此外，冻伤实验也十分残酷。实验人员将受害者的手放在零下20度的冰冷环境中，待其冻伤后，再用热水烫伤，撕下坏死的组织。这些实验往往没有麻醉，因为石井等人认为麻醉会影响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另有实验通过毒气室对受害者进行试验，使用的毒气包括芥子气、光气和氰化氢，实验对象的反应极其痛苦：口吐白沫、耳鼻出血、全身腐烂。低温实验则通过将手放入零下196度的液氮柜中，将其冻硬后再用玻璃棒敲碎。

不仅如此，731部队还进行过陶瓷细菌弹实验。受害者被绑在十字桩上，细菌弹爆炸后，带菌碎片射入他们的身体，导致皮肤和肌肉严重腐烂，甚至肢体断裂。为确保实验数据的“准确性”，部队从不使用麻醉。石井四郎指派专门的人员负责病理标本的制作，冈本耕造负责解剖，取出内脏组织进行切片研究。这些实验的受害者最少有3000人，研究人员甚至认为实际受害人数可能远超这一数字。受害者大多是中国人，也包括一些苏联人、朝鲜人和盟军战俘。

731部队的罪行并非个别情况，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系统性犯罪。日军对中国人、朝鲜人和其他敌对势力的成员视若草芥，认为他们是劣等人，可以随意杀戮。在战争期间，日军还通过飞机将被感染跳蚤投放到不同城市，导致鼠疫和其他传染病的大规模传播。南京、金华、宁波、常德等地的民众为此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

1945年日本投降前，731部队在石井四郎的指挥下销毁了大量证据，包括实验室、文件和标本，企图掩盖其罪行。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后，抓捕了部队的部分成员，1949年的伯力审判中，尽管石井四郎逃脱了制裁，但其他12名成员却被判劳改2到25年。根据审判时的录音，部队成员承认了他们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罪行。然而，美国政府为了获取日军细菌战的研究数据，竟然与731部队的成员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免受惩罚。石井四郎回到日本开设诊所，直到1959年去世；川岛清则成为一名教授，其他成员则重新融入社会。

尽管日本政府在战后长期否认731部队的罪行，甚至在教科书中对其进行了淡化，但随着更多资料的公开和学者的努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2002年，国际法院确认日本曾进行生物战，但并未对其进行赔偿。近年来，731部队的职员名单逐渐公开，新的证据不断涌现，逐渐揭开了这个历史的黑暗面。通过对这些历史资料的挖掘，我们不仅能够了解这一系列暴行的真相，更能够警示未来的世代，防止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

731部队的实验和罪行提醒我们，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事件，它也应当成为我们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的依据。对于所有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无辜的中国民众，我们要记住他们的遭遇，并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段惨痛的历史，防止这些暴行被遗忘或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