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发现秦刻石遗迹中有“采药昆陯”文字，有质疑者提出“采药”一语使用年代较晚，不见于先秦乃至西汉的文献。其实以《史记》《汉书》为例，除年代先后的差异外，作者的社会立场、文化态度和历史视角均有各自的特性。对照这两部史学名著的不同用语，可以发现很多复杂的因素。《史记》据司马迁自己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在当时是一部体量巨大的书。但是如果要求《史记》保留成书时代所有社会通行语汇，也是不切实际的。见于秦简与秦封泥的“采金”“采青”“采铜”以及“采珠”等词，均不见于《史记》。与此构词方式一致的“捕羽”，数见于里耶秦简，也未见于《史记》。这样的历史文化现象，应当是容易理解的。

正史所见“采药”文例，较早见《汉书·郊祀志上》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人采药以千数”。同书《武帝纪》：“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汉纪·孝武皇帝纪》元封二年条略同，均未言“求神人采药”事。汉武帝元封二年上距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101年。《汉书》大致成书可能在章帝建初中叶，在“五大夫翳”刻石之后约290年。

然《汉书·郊祀志下》再一次说到新垣平、公孙卿等相继劝汉帝信“仙人”说，入海“求神采药”：“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而“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见《史记·孝文本纪》，事在汉文帝十五年（前165）。此后，文帝“十七年”即后元元年（前161），新垣平诈令人“献玉杯”，“事觉，夷三族”。如果《郊祀志下》之说可信，则其“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距秦始皇三十七年不过四十五、六年。这样的时间差，似不足以否定秦刻石“采药”文字的可信度。

其实，已有学者注意到《汉书·郊祀志下》明确记述了秦始皇时代采药事：“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这是我们在这一主题的讨论中应当特别注意的。容易产生疑点的是“采药昆陯”。“入海求神采药”行为出于“燕齐海上之方士”的宣传。为什么司马相如《大人赋》所谓“西望昆仑”，即“西戎”所在“临羌西”地方（见《史记·夏本纪》司马贞《索隐》），也成为“采药”之地？

里耶秦简“琅邪献昆陯五杏药”，已经提示“昆陯”有可献之“药”。而“琅邪”与“昆陯”的关系，讨论颇多，或以为“昆陯”乃“昆隃”误释。这样的意见还有待于论证。顾颉刚曾论述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的关系。他认为，昆仑神话系统发生于“西部高原地区”，“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广阔无垠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有些文化迹象可以反映东方海洋与西部高原在神秘主义层次的早期文化关联。

胡文辉等学者提到西汉末年的谷永用了“采药”这个词。成帝末年颇好鬼神，谷永所上的政论中批评了所谓仙人“览观县圃，浮游蓬莱”诸说，将“县圃”与“蓬莱”对应。《汉书·郊祀志下》颜师古注引李奇曰：“昆仑九成，上有县圃，县圃之上即阊阖天门。”“县圃”，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代表“昆仑”的符号。而“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故事（《续汉书·天文志上》刘昭注补引《灵宪》），也说明昆仑河源方向的仙药传说发生之久远。

《博物志·杂说下》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乘槎而去”，果然得“到天河”。此传说后与《史记·大宛列传》张骞“穷河源”相联系，形成张骞浮槎寻河源见织女、牵牛神话。“海槎”“河源”情节，对应着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的奇特关系。年代更为晚近的文学作品，如明人徐熥撰古乐府《飞龙篇》：“海上三神山，中为仙人居。金楼高崔嵬，玉堂结绮疏。朝乘飞龙去，翱翔登鼎湖。骋风周八极，飘飘凌紫虚。安期同遨游，八公相为徒。看日扶桑巅，采药昆仑区。桑田有变迁，人世多荣枯。安得乞灵药，蜕此凡浊躯。一朝生毛羽，白日升天衢。”也将“昆仑”与“海上”一西一东相距遥远的地理空间联系起来。诗句说到“采药”“乞灵药”，也有值得品味的意蕴。

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载：《文史哲》2025年第4期，封二

原题：“采药”和“采药昆陯”

青海新发现秦刻石遗迹中有“采药昆陯”文字，有质疑者提出“采药”一语使用年代较晚，不见于先秦乃至西汉的文献。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