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理学盛行的背景下，程颐提出的那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影响深远的道德准则。这句话不仅在思想观念上为后世设立了女性行为的标杆，更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精神枷锁，将女性的品德与社会评价紧密绑定。由此，宋代女性的“守节”逐渐被塑造成至高无上的美德，这种价值观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对后世关于宋代妇女地位低下的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理学的兴盛，宋代社会普遍倾向于将女性的贤良与家庭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尤其是在家训文化中，女性品行被赋予极高的重要性。司马光在其家训中明确提出为人妻子的“六德”标准：柔顺、清洁、原妒、俭约、恭谨与勤劳。其中，“清洁”一词并非单纯指生活卫生，而是强调女性保持贞洁与自尊，尤其在丈夫去世后，更需遵循“贞女不更二夫”的古训，维持节操不渝。然而，宋代的家训资料中，明确提出“从一而终”要求的多为司马光一人，其他文人很少在家训中如此强调。因此，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这是整个宋代社会的普遍共识。事实上，北宋文人虽多倡导守节观念，但寡妇再嫁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只是往往被描绘为在家庭或经济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这种文学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社会现实。虽然文献中大多强调“守节为大”，但从法律层面看，宋代并未严格限制寡妇再嫁。《宋刑统》甚至将寡妇的再嫁等待期由宋初的27个月缩短至100天，显示官方在制度设计上并未将再嫁视为禁忌。因此，程颐“失节事大”的观念更多是理学理想化的体现，与现实社会存在差距。事实上，再嫁或离婚在当时社会并非不可容忍的行为。

在实践中，许多寡妇选择再嫁，通常是出于家庭经济压力或宗族利益的考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完全丧失自主权。在特定条件下，寡妇在再婚对象的选择上仍有一定的话语权。例如，赵鼎臣的堂姐坚决拒绝再婚，坚持独自生活；徐氏则因家族利益的驱使，主动选择再婚以稳固财产继承权。类似的案例表明，寡妇再嫁往往与她们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像孙广的妻子崔氏因无依无靠而被迫再婚，而富有的薛家寡妇柴氏则因庞大的家族财富而成为多方争夺的焦点，甚至闹上官府。这些例子表明，财富直接影响寡妇再嫁的自主性与社会评价。

然而，普通寡妇并非只有再嫁一条路。再嫁的自主权与经济条件、家族态度、父母意愿等因素密切相关。有些寡妇因家庭宽容或个人信念选择独身终老，而有些则因经济困境不得不再嫁。在婚姻市场上，富有的寡妇甚至比年轻未婚女性更受欢迎，因为其丰厚的嫁妆与财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婚姻选择的主动权。这种现象揭示出宋代社会在婚姻中对财富的重视，并折射出婚姻与财产买卖之间的密切联系。

实际上，婚姻中对财力的重视并非宋代独有，早在汉代便已存在厚嫁习俗。宋代的“厚嫁”观念正是沿袭并发展自早期婚姻制度。父母常将嫁妆视作对子女的祝福，力求婚礼体面、嫁妆丰厚。《宗法条目》甚至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而寡妇再嫁的嫁资更可能翻倍。因此，在现实经济中，娶一位寡妇的成本往往高于娶处女，这让寡妇成为婚姻市场中的特殊群体。

这种趋势导致寡妇再嫁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金融交易。许多男子因觊觎寡妇财富而主动求婚，如孙祖德娶富寡以图财产，刘宗古追求李氏的目的也是为了其家产，甚至朝廷命官王蘧也为江阴一位寡妇的巨额财产甘愿成为上门赘婿。由此可见，财富成为决定婚姻走向的重要因素，也使寡妇再嫁逐渐被贴上浓厚的金钱交易色彩。

面对这种社会现象，宋仁宗虽多次颁布禁令，试图抑制“重财婚姻”，但收效甚微。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对再嫁寡妇的接受度逐渐提高。然而，女性在再婚中的自主权依然受制于家族意志和社会规范。即便如赵鼎臣的堂姐这样坚守贞节的女性，也因不服从父母之命而饱受指责，折射出宋代孝道思想下女性在婚姻抉择中的有限自由。

即便法律上赋予寡妇一定的继承权，现实中仍附加诸多限制。例如，无子寡妇虽可继承亡夫财产，但前提常常是必须守节；一旦选择再嫁，可能立刻失去继承资格。这让许多女性不得不在婚姻选择与经济保障之间权衡取舍。而富有的寡妇因财产优势在再婚中拥有更多话语权，甚至能主动招赘男子，继续掌控原有家产。赘婚在宋代社会中尤为普遍，尤其对贫困男子而言，这不仅能获得财富，也能提升社会地位。

总体来看，富有寡妇在宋代拥有更高的婚姻自主权和社会地位，而普通寡妇则受到经济、宗族和社会观念的多重制约。通过对宋代寡妇再嫁现象的观察，我们不仅能看到理学思想下的道德压力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也能洞察到财富在婚姻制度中的核心作用。宋代女性的选择自由，从根本上说，更多取决于经济资源与家族利益，而非单纯的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