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840年到1842年之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我们在教课书中学习相关历史知识时，其往往把清廷的失败归结于英军“船坚炮利”。

这种结论不免令后世之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英军舰炮厉害，那么清廷为什么不把其引入内陆，断其粮道，然后以人数优势聚而歼之呢？”

然而，纵观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条看似顺理成章的计策，清廷却一次也没有使用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战略思想的先天不足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陆权”为主的国家，“海权”历来都不被古代的封建统治者所重视。

满洲人在以骑射得天下之后，其更加强化了“陆权”思想。因此，在清廷的眼里，内陆才是国之根本。

这种“陆权”思维令清廷天然排斥“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其在鸦片战争时所指定的最高纲领也是“御寇于大洋”。如果英军登陆沿海，则退而求其次，只要不让他们向内陆进犯即可。

而这种思想更深层的心理在于，清朝统治者担心如果将英军引入内陆，一旦未能聚歼，漕运就会被英军切断。到时候京师粮尽，百姓无以为食，朝廷将立即面对“京师震动”的政治风险，这远比丢失一两座沿海城市更为致命。

因此，清廷始终把“拒敌于门外”视为上策，而任何“诱敌”的设想都是格格不入的。

二、情报体系的全面不足

所谓“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八个字看上去简单，做起来却极其困难。想要诱敌，就得知道敌人的行军路线，就得知道敌人的武器射程。而聚歼，就必须预设战场，就得知道敌军有多少人，得知道敌人的弹药、粮草有多少。只有这样，才能计算出聚歼所需的兵力，以及发起总攻的时间。

然而，清廷当时对英军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肤色、饮食、语言等层面，就连英军的兵力、武器都不是很了解，更何况了解其行军路线了。

与清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军早在发动鸦片战争的一年前，就通过传教士、商馆雇员、通事、买办乃至走私盐枭绘制出了精确的《长江水道图》《山东沿海炮台图》。

1842 年 5 月，英军溯长江而上时，还沿途以银元雇佣渔民测量水深。

而清军却将所有与英军接触的老百姓都视为“汉奸”，一看到就要打要杀。导致沿海百姓就算知道英军的情报，也不敢说出来。

清军不知道英军会走哪条水道，也不知道他们会从哪里登陆，自然就没法去诱敌，也无法预设战场，这一战术自然也就没法实施出来。

三、后勤体系的腐败与碎片化

清军的后勤体系是承袭明制，既以“协饷”“厘捐”“摊派”等方式层层转运，战时又设“粮台”于战区附近。然而，这套体系在鸦片战争中暴露出了惊人的腐败与低效。

首先，粮饷在运输途中会经层层克扣。比如1841年江西解送往广东的 20 万两军饷，在行至南安府时，就被截留4万两充“脚价”。到广东后又被粮台、藩司扣去“粮台费”“文移公费”等约 1.5 万两。再加上底层官员的层层克扣，到一线士兵手里时已经不足三成。

其次，粮饷的运输路线单一，只有内河漕运这一条路线。一旦英军封锁长江，粮饷当即被截留，更遑论向内陆战区输送了。

最后，粮饷的仓储分布也非常不平衡。清廷虽然在内陆设有“常平仓”，但多集中于府县以上城市，乡村并无储备。若诱敌深入，必然作战于乡村。到时清军的粮饷须从后方州县节节转运，而州县本身就自顾不暇，想要给军队及时供给上粮饷更是难上加难。

奕经在浙江反攻宁波之役中，本来调用了3万兵，但是行军仅仅40 里就因“粮台未设”而被迫停顿，最终溃散。

由此可见，清军的后勤半径无法超过河槽或者粮台40里。在这种糟糕的后勤配置下，任何诱敌深入内陆的设想，都会因“无粮”而沦为纸上谈兵。

四、兵制的不合理

清代的常备军由八旗、绿营构成，战时又大量抽调各省乡勇，作为“临时工”。

然而，八旗兵虽然地位最高、待遇最厚、装备最好，但是由于其是世袭旗兵，入关200年来早已荒废骑射，再者大量旗兵沾染鸦片陋习，反而是这三种兵当中战斗力最低的。

在鸦片战争中，八旗兵基本上“闻炮即溃”，其中镇江八旗更是全军覆没，副都统海龄兵败自杀。

绿营兵属于汉兵，是三种兵当中人数最多的，常备有60万人，分驻各省。但是，绿营兵长期被克扣军饷，实发往往不足三成。这导致士兵需要干一份兼差或者经商才能养活自己，从而荒废训练。同时，绿营兵的武器装备也比较老旧。

在鸦片战争中，清军的主力部队就是绿营兵，虽然他们不像八旗兵那样“闻炮即溃”，但是也难抵英军的猛烈攻势。

乡勇作为“临时工”级别的部队，其性质上都不算是职业军人，反而成为了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最能打的部队。比如三元里抗英，其主要力量就是乡勇。在这场战斗中，乡勇们手持土枪、土炮、矛戈、盾牌、锄头、镰锹等落后的武器与英军作战，令英军阵亡7人（包括一名少校军需官），受伤42人（重伤14人），是英军在整个鸦片战争中伤亡较大一场战斗。

这三种兵源虽然都属于清军，但是却归属不同的军官指挥。八旗归都统指挥，绿营归总兵指挥，乡勇则归提镇指挥。虽然名义上他们都归钦差大臣管，但是钦差只有一纸敕书，根本就没有军事指挥的机构和班底。这就导致开战后，八旗、绿营、乡勇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整体。

在如此格局下，如果清军将英军引入内陆地区，谁能保证邻省会否出兵合围？即便出兵了，又怎样统一调度？最后的结果只有可能是被英军各个击破，合围也会演变成各自逃命。

五、财政的断崖

战争其本质上比的是钱粮，哪一方的财力、物力更加雄厚，哪一方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在鸦片战争的三年里，清廷直接军费支出达到了2871万两，相当于三年户部银库收入。然而，这笔巨款却并未转化为实际战斗力，其大部分都进了贪官污吏们的腰包。以福建为例，绿营兵额6万，实额却不足4万，这少的两万兵就被长官们吃了空饷。除此之外，清廷拨巨款修建炮台，工程款却被层层盘剥，一线工匠只能以旧铁翻铸，导致“十炮九裂”。

军费的庞大支出与战场上的一溃千里形成鲜明对比，这令道光皇帝难以再继续支持清军的作战。如果这种时候，再将英军引入内陆，然后调集各省兵力合围，只会令清廷的财政迅速崩溃，从而引起比战争更加强烈的社会震荡。

因此，道光帝宁可“赔款 2100 万两”以求速和，也不愿意把战火引向腹地，再添无底洞。

六、清廷防汉远胜防夷

满清自从入主中原以来，一直都在担心汉人会驱赶他们。所以，他们始终对汉人的武装力量保持高度警惕，不敢过度装备汉军。林则徐就曾在广东募渔疍5600人编为水勇，旋即被琦善裁撤，理由是“恐其滋事”；奕经在浙江欲借余姚、慈溪一带盐枭抗英时，却不敢给以枪械，只令“各持木棍”，最终被英军一击即溃；三元里抗英时，乡民们本来已经集结起1.5万人的队伍，打算趁着雨天英军弹药受潮、火器失效的机会将其聚歼，结果却被地方官勒令解散，并立碑“严禁聚众滋事”。

清廷一直担心一旦武装汉人会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诱敌深入内陆再围歼，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清廷从自身利益出发，自然不会使用这一计策。

七、“诱敌深入”的可行性过低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道理英国人自然也懂。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舰炮的射程普遍在1000到2000米，而清军岸炮的射程不足500米。他们就是利用个射程差，将清廷的海防彻底击垮。

这意味着，如果清军要采用“诱敌深入”的计策，至少得在距离英军登陆点2000米以外的地方设伏，同时用骡马将大炮拉到伏击地点至少500米处。待小股部队将英军成功引来后，再以大炮齐射，才能成功。但是，当时清军的大炮都极其沉重，一个炮要6至8匹骡马才拉得动，想要布置完，得花上很长时间。且不说在布置期间很有可能会被英军探知情报，即便英军真的被引诱，由于清军大炮的机动性差、威力小，也有可能被英军找到缺口突破。

如果不以大炮围歼英军，而是以落后的火器和冷兵器围歼英军，那么清军就得付出极大的代价。前文说过，至少得调动周围各省的所有部队一起合围，才能有一线成功机会。这还是得在各省配合无误，后勤保障给力的情况下。但是，对于当时的清军来说，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除非，清军能跟三元里抗英一样，抓住一次下雨的机会。利用英军弹药受潮，难以发射，然后趁着雨势将英军围歼。

然而，英国人又不是傻子，他们遭遇过三元里一役，自然会警惕雨天。想要在雨天把英军引诱出来，简直难于上青天。

八、总结

综上所述，清廷之所以不将英军引入内陆围歼，并非清军的将领们想不出这个计策，而是整个军政系统的全面落后让这一计策实行难度过大。如果拼赢了，也不过是歼灭一部分英军，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在沿海耀武扬威。如果拼不赢，非但沿海不保，就连内陆都不保。到时候，就会动摇清廷的政权。这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鸦片战争之败，说到底是农业国家与工业国家的巨大综合实力差距造成的。倘若我们跳出“如何反败为胜”的假设，便会发现，即便诱敌之策真的成功了，清廷的腐败、麻木与僵化依然会把他们推向深渊。历史滚滚而来，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国家是不可能靠一两条锦囊妙计就能起死回生的。只有通过民主革命将清廷推翻，国家才能焕然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