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地名溯源：从战国典籍到华夏融合的千年密码

引言：地名里的文明基因

在山西中部的晋中盆地，一座名为“榆次”的古城已静静矗立了两千余年。从战国典籍的初现真容，到《山海经》的神秘印记；从春秋时期的“和戎”创举，到郡县制改革的制度突破，这座城市的地名变迁，恰似一把打开华夏文明演进脉络的钥匙。

2025年的盛夏，当我们行走在榆次老城的大街上，青石板路上的车辙印与城墙砖缝里的草芽，都在无声诉说着一段跨越千年的地名传奇。这段传奇，既包含着先民对地理的朴素认知，也镌刻着民族融合的历史印记，更折射出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

一、千年悬案：榆次地名的起源之谜

（一）最早的文字印记：《竹书纪年》的历史坐标

榆次地名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九年（公元前361年），与邯郸榆次、阳邑。”这段距今2386年的史料，以冷峻的青铜铭文般的笔触，在历史长卷中刻下了“榆次”二字的首次官方记录。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榆次”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县级行政单位，而是战国时期赵国与魏国交界地带的一个聚落或边邑。但这段记载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划定了榆次作为行政地名的最早时间下限——在此之前，榆次区域虽可能有口头称呼或非正式名称，但“榆次”二字正式进入国家层面的地理信息系统，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

（二）多元猜想：从传说到现实的叩问

关于“榆次”一名的由来，历代学者与地方志作者多有考辨，形成了多种学说。这些学说虽各有依据，却也因史料缺失或逻辑断层，始终未能达成共识，使榆次地名起源成为晋中地域文化研究中一桩待解的千年悬案。

1. “榆州遗脉”说：传说与信史的碰撞

这一说法源自清乾隆《榆次县志》的记载：“上古炎帝榆罔方雷氏建榆州国，其宗社在今榆社县，与榆次地相次接属，故名榆次。”在民间传说中，榆罔是炎帝部落的第八世首领，因发明农耕技术被尊为“五谷先帝”，其建立的榆州国被视为上古北方的重要部落联盟。然而，这一流传最广的说法，却被现代史学研究证伪。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段彬博士、太原科技大学历史文化专家王子虎在《榆次地名考》中指出：其一，“榆州国”仅见于明清地方志的转引，先秦至汉唐的正史、地理志中均无相关记载，属于典型的“层累造成的古史”；其二，榆社得名于隋代，晚于榆次地名的出现时间，两者相差一千多年，榆次不可能因榆社而得名。

2.“榆树丰茂”说：自然景观的朴素记录

因地处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带，榆次境内自古多植榆树。春季榆钱满枝、秋季榆叶金黄的自然景观，成为古人命名的重要依据。这种以典型植被命名的方式，在中国地名中极为常见（如“桃林”“枣强”“桐柏”）。但这一说法的局限性同样明显：其一，榆树在华北地区广泛分布，并非榆次独有，缺乏命名的独特性；其二，明清时期的地方志虽提及“榆次多榆”，但未明确记载“榆树为境内第一大树种”；其三，现代植物学调查显示，榆次境内的野生榆树种群数量与分布密度，远不及太行山区及吕梁山区，难以支撑“因榆树丰茂得名”的结论。

3. 其他边缘学说：从通假到政治的附会

除上述主流说法外，民间与学术界还流传着“天榆星应”（星象崇拜）、“魏赵换地”（政治交易）、“‘榆即’通假”（文字演变）等边缘学说。例如，有学者提出“榆”通“虞”，可能与上古虞国有关；也有观点认为“榆次”是“榆地之次”的简称，指榆地的附属区域。但这些学说或因文献缺载，或因逻辑牵强，均未形成学术影响力。截至2025年，榆次地名的起源仍无定论。这种“悬案”状态，恰恰反映了早期地名命名的复杂性——它可能是自然景观、部落记忆、政治事件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而非单一原因所致。

二、《山海经》的密码：榆次地名与上古地理的对话

当传统考据陷入困局，一部被称为“上古社会百科全书”的奇书——《山海经》，为榆次地名溯源提供了新的视角。这部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典籍，以“神话外壳包裹地理内核”的独特形式，记录了大量先民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

（一）《西山一经》的文本印记：羭次山与涂水的古籍坐标

榆次地名的起源若从《山海经》中探寻，首当其冲的是《西山一经》的记载。这部被视为"上古社会百科全书"的典籍，以"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起笔，勾勒出一座神秘山脉的轮廓：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上多棫、橿，其下多竹、箭；其阴多赤铜，其阳多婴垣之玉；更有状如猕猴的"嚣"兽、人面一足的"橐蜚"鸟。这段文字不仅描绘了羭次山的自然风貌，更以"祭祀需斋戒百日、埋百牲百玉、烫百杯美酒"的隆重仪式，暗示其在先秦信仰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无独有偶，榆次的母亲河涂河，古称“涂水”，其名亦见于《西山一经》：“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皋涂之山，蔷水出焉，西流注于诸资之水；涂水出焉，南流注于集获之水。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银、黄金，其上多桂木……”

（二）考据溯源：从羭次山到榆次山的文字嬗变

最早为《山海经》作注的西晋学者郭璞（河东闻喜人），在注释中明确"羭音为臾"；明末清初《山海经广注》作者吴任臣更进一步考证"羭次之山即榆次山"。二人的考据并非空穴来风：郭璞曾实地踏勘山西山脉，吴任臣参考明代《山西通志》与民间传说，其结论建立在文献与实地互证的基础上。由此推测，榆次地名可能经历了"羭次之山→榆次山→榆次"的演变链条——先民将古籍中的"羭次山"与本地山体关联，又简化为"榆次"，最终形成现代地名。

（三）《山海经》的“真实”之辩：神话与信史的交织

将榆次地名与《山海经》直接对应，仍面临诸多质疑。这些质疑并非否定《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而是强调需以科学态度辨析其中的神话与信史成分。

1. 地理错位：华山山系的认知偏差

《山海经》中的地理坐标与现实存在显著矛盾。羭次山、涂水均为《西山一经》中的山水，《西山一经》记载"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若以传统认定的陕西华山（东端）为起点向西推算，后续山系应延伸至青海境内，与实际地理严重脱节；经中"符禺之山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记载，也与关中"铁矿主在渭北"的矿产分布相悖。截止目前，学界对羭次山和涂水方位考证尚无定论。

2.实地印证的困境：榆次地貌与古籍记载的错位

回到榆次实地，这种矛盾更为突出。《西山一经》中"漆水出羭次山"的记载，至今未在榆次境内找到对应河流；"其上多棫、橿，其下多竹、箭"的植被特征，与榆次的植物学调查结果不符；"其阴多赤铜，其阳多婴垣之玉"的矿产描述，更无任何考古证据支撑。即便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嚣"兽、"橐蜚"鸟，也未见于榆次的生态记录。《西山一经》载"涂水出焉，南流注于集获之水"，其描述的"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银、黄金"也与现代河流水文及矿产资源不符。

3.普遍现象的启示：《山海经》地名的认知困境

这种"名实不符"并非榆次独有。《山海经》中的昆仑山被称为"万山之祖"，却至今无明确地理定位；山西宁武管涔山被部分学者认定为《北次二经》首山，但其"其上无木而多草"的描述与"茂密原始森林"的现状矛盾，汾水"西流注于河"的记载亦与实际"南流"相悖。这种现象揭示：前人对《山海经》的地名体系的考证并非严谨的地理记录，而是先民通过口传、想象与局部观察构建的"认知地图"。

4.经典的双面性：《山海经》在学界的争议与价值

自《山海经》问世，其真实性便备受争议。司马迁《史记》对其存疑，鲁迅称其为"古人臆造之作"，主流学界多视其为神话集；但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曾组织校勘，当代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袁珂《山海经校注》等研究又肯定其部分地理价值。这种分歧的本质，源于《山海经》的"双重属性"——它既是先民对自然与超自然世界的认知总和，也是华夏文化记忆的载体。榆次地名与《山海经》的关联，恰是这种"双重属性"的生动体现：它可能借用了古籍中的"名"，却填充了本土的"实"，最终形成独特的地名文化。

（四）《山海经》地名解码：西周初年的文化记忆与山西实践

自汉代以降，学界多将《山海经》归于大禹、伯夷所作，认为是大禹治水时踏勘九州、记录地理的见闻。然当代《山海经》研究专家齐成国教授另辟蹊径，经过长期研究提出更具突破性的观点：《山海经》核心内容的成型或可追溯至武王伐纣之前，迄今约有三千五百年历史。其关键佐证在于西周灭商的牧野之战——八百诸侯参战，周军战车总数仅四千乘，而周族自身战车不足三百乘，不足十分之一。面对灭商后“殷顽民”潜在的反扑风险，周武王急需通过分封诸侯快速巩固统治，却苦于无暇为新领地系统命名。在此背景下，《山海经》中那些承载上古地理记忆的古地名，便成为最佳选择——这些地名在殷商甲骨文中基本未见记载，却自西周初年起逐渐见于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等典籍，如鲁（今山东曲阜）、燕（今北京及周边）、番禺（今广州）、湘水（今湖南湘江）、长沙（今湖南长沙）等，皆符合“因古籍旧名而用之”的命名逻辑。

山西境内诸多地名的形成亦与此同频共振。太行山、王屋山、霍山、管涔山、雁门山、榆次、涂水等地理标识，虽非全部始于西周，但大规模进入官方记载并被广泛使用，确以西周为重要节点。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地名的传播并非一蹴而就——周初王室疆域有限，《山海经》涉及地名庞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启用，而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扩散。自西周以降，《山海经》《黄帝内经》《易经》《诗经》等华夏核心典籍通过史官记录、诸侯贡书、祭祀仪式等途径广泛传播，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人文始祖的形象深入人心，各诸侯国及后世王朝纷纷从《山海经》中寻找地理坐标，对号入座，最终促成了《山海经》地名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使用，这一文化现象延续至今。

以山西榆次为例，其地名的定型与传播，便暗含着《山海经》地名“层累式”接受的典型特征。尽管《西山一经》中“羭次之山”“涂水”的具体方位长期存在争议，但“榆次”二字自战国《竹书纪年》明确记载后，经秦汉郡县制推行、魏晋南北朝侨置郡县、隋唐大运河开通等历史节点的反复确认，逐渐从区域性地名升华为华夏地理体系中的重要节点。这种“古名新用”的文化逻辑，既是《山海经》作为“华夏记忆载体”的生命力所在，也为我们理解榆次地名的千年传承提供了关键视角。

三、华夏熔炉：从魏榆到涂水的文明嬗变

地名不仅是地理符号，更是文明演进的见证。榆次地名的变迁，与晋中大地的民族融合、制度创新紧密相连，折射出华夏文明从“多元分散”到“一体多元”的发展轨迹。

（一）和戎肇始：魏榆的诞生与“和”文化的萌芽

西周初年，叔虞受封于唐（今山西翼城），周成王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方针，确立了晋国“因俗而治”的治国策略。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尊重戎狄民族的传统习俗，同时推行华夏的礼乐制度，为晋国与戎狄的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至春秋中期（公元前569年），晋国与北方戎狄的关系迎来历史性转折。无终国（活动于今山西北部）因受狄人压迫，主动向晋国请和。大夫魏绛提出“和戎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采纳魏绛的建议，以非武力手段与戎狄达成和解，将晋国疆域扩展至汾河流域。为表彰魏绛的功绩，晋悼公将和戎所得之地命名为“魏榆”——“魏”取自魏绛之姓，“榆”承续当地古地名传统。这一命名方式，既彰显了晋国对功臣的尊崇，也体现了“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魏榆的诞生，标志着晋国“和戎”政策的制度化。此后，晋国与戎狄的关系从“战争对抗”转向“和平共处”，大量戎狄部落融入华夏社会，加速了晋中地区的民族融合。榆次作为魏榆的核心区域，成为这一进程的直接受益者——其地名中“魏”与“榆”的结合，正是“华夏”与“戎狄”文化交融的缩影。

（二）县制滥觞：涂水的新生与政治文明的突破

周灵王十六年（公元前556年），晋平公以祁地，也就是魏绛和戎得来的魏榆这块土地。赐大夫姬奚为食邑，姬奚因以封地祁邑为氏，就改姓祁了，即历史上有名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祁黄羊。公元前514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祁氏，瓜分其封地。其中，原祁氏的“祁邑”（今祁县）被划分为七县：涂水（今榆次）、祁（今祁县）、平陵（今平遥文水）、邬（今介休境内）、梗阳（今清徐）、盂（今盂县）、马首（今寿阳）。

涂水等县的设立，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的“县制”实践。与传统的“邑”“都”不同，县是中央直辖的地方行政单位，其长官（县大夫）由国君直接任命，而非世袭贵族。这种“破宗法、强集权”的改革，标志着中国传统“国野制”的瓦解与中央集权郡县制的萌芽。

涂水县的命名，延续了“因水得名”的传统，但其背后的政治意义更为深远。县制的建立，使榆次从“诸侯封地”转变为“中央直辖”，其地名也从“家族私产”升华为“国家符号”。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言：“县制的出现，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革命，为秦汉大一统奠定了基础。”魏榆这个使用了55年的地名走入历史。

结语：流动的地名，永恒的文明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榆次地名的“千古之谜”或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赋予了地名更深厚的文化魅力——它邀请我们不断追问、探索，在历史的褶皱中触摸文明的温度与深度。

从《竹书纪年》的早期记录，到《山海经》的神话印记；从魏绛的“和戎”创举，到县制改革的制度突破，榆次地名的变迁，始终与华夏文明的脉搏同频共振。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名字，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缩影，是先民智慧与精神的传承载体。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言：“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榆次的“榆次”，既是过去的回响，也是未来的起点。在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中，守护这些承载着文明记忆的地名，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根脉……

来源：晋中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责编：张雅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