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贯道自抗战期间传入晋北地区以来，发展迅猛。抗战期间，一贯道投靠日伪势力，帮助其控制沦陷区的民众。抗战结束后，一贯道投向国民政府，成为其进行反共活动的工具。随着晋北地区的解放，国民党特务与一贯道分子相互配合，在晋北地区进行了各种破坏活动，对共产党政权造成了威胁。抗战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共产党未能对一贯道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建国后，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渐完善，共产党对一贯道进行了有效治理，并将其最终取缔。本文重点论述了一贯道传入晋北地区的过程及其造成的影响；共产党在建国前后对一贯道进行治理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及治理成果；并在最后探讨了共产党在建国前后对一贯道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经验教训。

编者按：建国以来，有关一贯道研究的相关学者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众多的研究者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有李世瑜、周育民和邵雍等人。上述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一贯道的发展历史源流与变迁进行考证。

关于山西地区的一贯道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目前主要散见于一些档案材料、地方学术期刊和地方志中，如收录于忻州市文史资料政协委员会编辑的《忻州文史资料·第五辑》中的武秉谦、于颖的《一贯道在祁县的活动及被取缔情况》一文，主要是介绍了一贯道在祁县的发展规模及其造成的危害；霍效昌、王丑官的《原平一贯道史稿》辑录于原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原平文史资料·第八缉》中，此文详细记录了原平一贯道从传入到被取缔整个发展过程；山西省文史资料政协委员会编纂的《阳光下的山西》丛书中，《阳光下的山西—取缔会道门纪实》一书详细介绍了一贯道在山西各县的组织分布情况及被取缔的过程。论文方面，李世宽的《民国期间晋西北一贯道研究》，主要是对民国时期一贯道在忻州地区的发展传播的原因及影响做了探究，但对于共产党对一贯道治理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

晋北地区地处山西省北部，独特的社会环境给一贯道在此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其组织几乎遍布了每一个村庄。笔者通过对相关论著、文献及档案的整理，以晋北地区为例，对一贯道传入该地区的过程及造成的影响,共产党对一贯道的态度，治理过程中所做的准备、采取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梳理与论述，并在最后总结了共产党在建国前后对一贯道治理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为治理类似的会道门组织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一贯道在晋北地区的发展状况

（一） 晋北地区一贯道的传入过程

一贯道成立于清朝末年，其前身是王觉一在山东青州创办的东震堂，当时只是一个聚集村民烧香拜神的迷信组织。王觉一死后，其弟子刘青虚于1905年根据《论语》：“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将其改名为一贯道。刘青虚去世后其弟子路中一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传教，使得一贯道有了初步发展。张天然为路中一弟子，在路中一死后依靠权谋夺取了一贯道的领导权。抗战期间，张天然投靠日本人，得到日伪政府的扶持，使一贯道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抗战结束后，张天然又投靠国民政府，一贯道摇身一变为“中华道德慈善总会”，成为蒋介石反共的工具。1947年张天然去世后，一贯道分裂为几大派系，并最终于建国后被共产党所取缔，残余势力退往台湾等地区，至此大陆的一贯道组织基本瓦解。

一贯道最早传入山西地区是在路中一时期。路中一的山西汾阳籍弟子郝保山于1919年奉师命回乡传教，但成效不大，影响仅限于晋西地区。张天然掌握一贯道领导权后，开始向全国扩张势力，于1938年派古广生，李玉生前往山西地区开荒传道，但由于两人在传道过程中产生矛盾，导致教务发展缓慢。1939年张天然派薛洪前往山西负责一切事务，使一贯道在山西地区迅速发展起来。薛洪在山西地区建立了成为自成体系地的一贯道柜的组织，并于1943年正式脱离张天然的领导，使山西一贯道成为拥有庞大组织的独立派系。除薛洪系外，一贯道在山西地区还有其他几支派系。按照传入时间来说，首先是郝宝山系，活动于孝义、平遥等地，人数约5万。其次是古广生系，主要活动在运城、新绛等地，人数约30万。再次是周炳文系，活动于乡宁、河津等地，人数约1万。最后是外来派系，包括绥远支系张衍派和北平支系张范卿派，这两派主要活动于大同、雁北等地，人数共约10余万。

薛洪自1939年总领山西道务以后，积极培养传道人员到外地开荒办道，使得该派势力迅速发展，据统计至建国初期该派系道众人数已达到100万，成为山西地区一贯道各派系中实力最强的一支。薛洪在山西地区建立了特有的一贯道柜组织，总柜设在太原，下有“四俊”“八贤”“十明”，这些都由他的心腹可信之人充任。地方上则在阳泉、忻县、崞县、代县和太原五地分设五大常柜，即仁、义、礼、智、信五柜。五柜之下又设有县柜，这些柜坊构成了薛洪系一贯道在山西境内的组织系统，使得其影响力能波及全省各地甚至省外。

表一：1951年晋北部分地区取缔一贯道时道众人数登记表

(资料来源：系作者参考整理山西省文史资料政协委员会编：《阳光下的山西—取缔会道门纪实》一书整理所得)

1937年，日军侵入平津地区后，一贯道首张天然与日军频频接触，并将道务机关移驻北京。抗战爆发后，张天然利用群众为消灾避难的封建迷信思想，派遣大批道务人员前往绥远、大同等地开荒传道。日军侵入山西后，一贯道传道人员趁机赶赴山西各地开荒办道，由于地理位置因素，晋北地区首当其冲，一贯道组织在此地迅速传播开来。晋北地区的一贯道最先是在抗战初期由北京、绥远等地传入的，如大同、代县两地的一贯道分别是于1938年和1939年由北京和绥远传入的。传入这些地区后，一贯道除了设坛传教、招揽道众外，还积极培训当地的传道人员，利用他们进一步向周围地区扩散，开荒办道。如1940年一贯道从绥远传入忻县后，第一批加入的道徒有泡池的董富祥、解原村的寇国勋、焦家庄的焦润五、城关的赵红堂等人，这些人入道后分别被提拔为坛主，并在各自的村庄不遗余力地发展道众，使得一贯道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传播。

受张天然派遣在山西总领道务的薛洪，在积极派人前往各地开荒办道的同时，大力整合各地发展起来的一贯道组织，使其统一隶属于以太原为总柜的道柜体系，最终形成了独立的山西派。经过薛洪的努力使得山西地区的一贯道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组织遍布山西各地，而晋北地区的一贯道组织则几乎遍布各个村庄。据陆仲伟先生统计，经过短短十年左右的发展，建国初期山西省一贯道人数已达147万之多，是山西地区所有会道门组织中道众最多的一个。

（二）一贯道在晋北地区迅速传播的原因

一贯道能够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遍布晋北地区的各个村庄，原因主要有三点：1、一贯道抓住并利用了广大民众存在的浓厚的落后迷信思想；2、薛洪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传道体系——道柜组织；3、借助于传统士绅阶层在乡村中的影响力。

1.封建迷信思想盛行

清末以来，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等原因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日趋减弱，下层社会群众尤其是农村普通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晋北地区尤其如此，一方面由于地处高原，气候干燥少雨，导致此地区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另一方面又由于深处内地，交通不便导致晋北地区的民众异常盲目闭塞，迷信思想盛行，一贯道的传入给他们带来了一丝精神上的慰藉与组织上的寄托。

由于生活条件简陋和自身能力有限，再加上天灾人祸频繁，使得晋北地区大多数普通民众有着难以实现的愿望。而深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的他们相信神灵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自身难以实现的愿望，故在这些地区遇事便求神拜佛、占卜算卦的风俗盛行。一贯道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种迷信落后思想使得其组织迅速发展开来。

表二：晋北部分地区入道人员动机统计表 单位：人

(资料来源：系笔者根据山西省原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原平文史资料·第八缉》整理所得)

一方面，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山西处于多方势力的共同控制之下。日军、共产党军队、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相互制衡，冲突不断，战乱不已，使得山西民众深受其害，饱尝战乱之苦。一贯道大肆宣扬“天降大劫”、“三期末劫大收人”末世等思想，让民众相信只有入道才能躲过灾难，保得平安。大批民众为了躲避战乱，求得生存，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念头，纷纷入道，希望躲灾避难、保佑平安。 同时由于战争频繁，军队伤亡过重，政府便会向各地摊派名额，征兵入伍，个别军队在过境时还会强拉壮丁入伍，充当杂役。这些被强征壮丁的普通民众，十之六七不能平安归来，因此他们的亲人参加一贯道希望能够保佑他们在战场上保住性命，平安归来。对于已经牺牲的士兵，他们的亲人也念念不忘，希望能够再度相见。

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由于晋北地区的医疗水平有限、医药价格昂贵等原因，导致普通民众尤其是儿童有病难治，死亡率较高；同时晋北地区封建迷信思想盛行，依靠传统的巫婆神汉治病祛灾的风俗经久不衰。一贯道宣扬入道后百病莫侵，治病不需要吃药等迷信思想，吸引力大批民众入道。

此外，还有部分人抱着家庭和睦、戒烟戒赌、升官发财等目的，希望入道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些愿望。因此可以看出大多数普通民众是由于其本身存在封建迷信思想而被骗入道的。这些带有封建迷信思想的普通民众被一贯道五花八门的骗术迷惑以后，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有一部分人甚至沦为一贯道的工具，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拉拢更多的人入道，从而使一贯道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

2.山西一贯道独特的传播体系——道柜组织的建立

薛洪在掌握山西一贯道权力以后，开始设立独特的一贯道组织——道柜组织。道柜组织分为总柜和分柜，总柜设在太原，下有“四俊”“八贤”“十明”，这些都由薛洪的心腹可信之人充任。分柜则设立于地方，即分设于阳泉、忻县、崞县、代县和太原五地的仁、义、礼、智、信五大常柜，常柜之下又设有县柜。这些柜坊构成了薛洪系一贯道在山西境内的组织系统，对一贯道组织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以晋北地区的忻县为例，忻县隶属于五大常柜之一的义字柜。1940年李跃昂将一贯道传播到忻县，并在此设立总坛，开展道务。1945年薛洪将忻县一贯道并入道柜组织，在忻县设立义字常柜，李跃昂调往太原总柜任职并兼理忻县一贯道事务。李跃昂在忻口、西冯城、东呼延和奇村设立四个“分柜”，派专人负责。分柜下又分设孝、悌、忠、信四小组，每一小组独立发展道务。在这套组织系统中，各组织对自己的上级负责，活动经费由上级拨给；同时又组织又受上级监督，并根据自身组织的发展情况接受上级的奖惩。在这种制度下，各级组织努力向周围地区开荒办道，发展道众，使得一贯道在忻县及周围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如定襄、静乐等地的一贯道组织都是有忻县传出，受其直接管理。

3.利用了乡村中的传统上层势力

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是以经济地位来划分的。在乡村中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象征，土地的多寡即决定着社会地位的高低，因此地主阶级在乡村中拥有着无可动摇的影响力。清末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然而在变化缓慢的农村地区，地主阶级的地位并未发生大的动摇，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控制着大部分农村地区。虽然战乱不断，土匪横行，但他们在乡村中的影响力却并没有受到削弱，他们仍然在乡村中有着极强的凝聚力与号召力。除地主阶级外，富农和中农在乡村中也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们是乡村秩序的强力维护者。同时一些如医生、教书先生、占卜者之类等职业在乡村中也异常的受人尊重。这些人与地主阶级共同构成了乡村中的传统上层势力，在乡村社会中有着无可取代的影响力。

表三：晋北部分地区道首成分统计表 单位：人

(资料来源：系作者参考整理山西省文史资料政协委员会编：《阳光下的山西—取缔会道门纪实》一书整理所得)

一贯道在传播过程中看到了这些传统上层势力在乡村地区所拥有的影响力，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拉拢。一贯道的传道人员往往以各种身份作掩护，每到一地会先借机结交当地的名望地主，将他们拉拢入道，委以要职，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拉人入道，开展道务。

（三）一贯道对晋北地区的破坏和消极影响

1.对晋北地区民众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一贯道在传入晋北地区后，大肆欺骗普通民众入道，对当地的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一贯道诈骗道众钱财，大肆搜刮，使普通民众经济上遭到了严重剥削；另一方面一贯道传播封建迷信思想，加剧了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对社会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

一贯道在道众中宣传封建迷信思想。一贯道利用晋北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差，治病费用昂贵等情况宣扬入道可以去病免灾，只要入道不需要吃药病情就会自然好转。新小营有个道众的孩子得了病，医生让喝羚羊角汤，道首说“吃了素的，不能喝荤汤。”几乎让孩子丢了命。

一贯道在传入晋北地区短短几年内，先是利用各种手段，欺骗、威逼普通民众入道，然后再对其进行大肆掠夺剥削，这些行为致使民众深受其害。许多道众不得不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来满足一贯道首的挥霍，导致许多家庭支离破碎，妻离子散。

2.一贯道对抗战活动的破坏

一贯道传入晋北地区后，投向日伪势力，宣传亡国思想。一贯道在大肆宣传“中日亲善”、“中日一家”等对日不抵抗思想，宣扬：“日本人就是秦始皇由长安派往东土寻长生不老药的500童男童女的后代，和中国原本就是一家人，等日军打到长安老家就和平了。”以此来要求道徒顺从日本侵略者。同时一贯道与日伪政权互相结合，如崞县一贯道首张崇山与崞县日伪政权相勾结，将伪民政科长郭富民、建设科员罗金拉入道内，进行公开活动。日伪政府给他办道提供方便。

一贯道在晋北地区积极宣传不抵抗思想的同时，还积极破坏抗日活动。在沦陷区，一贯道利用日军大扫荡的时机，大肆宣传；“天降大劫”、“三期末劫大收人”等思想，让民众相信日军侵华是命中注定，只有入道才能躲过灾难，保得平安，以此来趁机发展道众，扩展道务，同时达到在思想上麻痹和控制民众的目的。此外，一贯道还不时阻挠抗日活动。如一贯道仅1942年便在五台县发展道众9193个，严重影响了抗日活动的开展。

总之一贯道在传入晋北地区以来，无论是对当地的社会生活，还是抗日活动的进行都成为一个危害极大的毒瘤。

3.各方利用一贯道反共的意向

（1）国民党利用一贯道进行反共的意向

抗战结束后，一贯道投向了国民政府，但由于其在抗战期间投敌卖国，充当日军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要求国民政府将其取缔。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压力下令取缔投靠日伪政府的一贯道，并将张天然软禁。但一方面由于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与一贯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国民党要员李宗仁，孙连仲等出面替一贯道求情。另一方面又由于国共矛盾日益尖锐，内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需要利用一贯道的组织与影响力进行反共活动。故国民政府待风声一过，便将一贯道改头换面为中华道德慈善会为其从事反共活动。晋北地区的一贯道则在薛洪的带领下投向了阎锡山政府。阎锡山政府为其提供活动经费，一贯道则与阎的特务组织合流，为其从事特务活动。如阎锡山的联络组（特务组织）组长阎文华抗战后被任命为一贯道传点师，前往忻县发展道务，但其主要任务是利用一贯道组织替阎锡山收集共产党军队的情报。

（2）乡村上层势力利用一贯道的反共意向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晋北地区被解放，并建立了民主政权。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争取广大民众支持，共产党在晋北地区开展了土改运动。土地改革使得地主阶级首当其冲，地主阶级之所以在乡村中仍拥有者巨大的影响力，主要是由于他们有着超然的经济地位。土地改革正在摧垮他们的经济地位。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地主阶级便想方设法对共产党发起的运动进行阻挠，而一贯道成为他们从事反共活动的可以利用的重要工具。

4.一贯道进行的反共活动

国民党在败退的同时，在解放区留下了大批的特务从事破坏活动。这些特务分子与部分顽固的一贯道道首相互配合，共同从事反共活动。如忻县解放后，特务阎文华被一贯道秘密送往崞县暗藏32天，后又在其护送下前往大同继续从事反共活动。除此之外一贯道与国民党特务相配合还在在晋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活动，如传播谣言，制造反共舆论、破坏土改运动、举行武装叛乱等。这些反共活动给晋北地区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传播谣言，制造反共舆论

一贯道组织有着极强的宣传能力，这也是它能在十年时间内发展上百万道众的原因之一。因此一贯道进行反共的首要手段就是在解放区制造、散布谣言。

一贯道经常根据国内外形势及共产党在各个时期方针政策的变化，有计划有目的地编造各种谣言，一方面对共产党进行污蔑诽谤，煽动某些群众的不满，挑拨共产党和民众的关系；另一方面阻挠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破坏社会秩序与建设。 如共产党军队攻克某一城市时，一贯道分子公开散布：“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真主已出现，将来天下是一贯道的”等话语来阻挠解放。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崞县一贯道造谣：“八路军不顶事，打台湾死了好多人，阎长官要回来啦”。同时在这年还散布“割奶阉蛋”谣言，搞得人心惶惶，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虽然一贯道的这些谣言在被事实击的粉碎，但在某些落后的群众中，特别是有迷信思想的群众间，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

（2）破坏土改、生产、参军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运动，如土地改革，动员群众支前、参军等。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广大民众积极参与这些运动，而一贯道则尽力阻挠这些运动的开展，以达到其反共的目的。

在土改运动中，为了阻挠运动的进行，一贯道分子宣传福祸思想，阳高县在进行土改时，一贯道分子宣扬“过去有地是福，现在有地是祸”，不让群众分地。这些话语打击群众参加运动的积极性，妨碍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甚至导致有些地区群众不敢参加土改运动，个别贫农就算被分给了土地、财产也不敢要，使得土改运动的开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在破坏土改运动的同时，一贯道还极力破坏解放区的生产运动。由于天灾人祸，大部分农村地区呈现出萧瑟贫困的景象。为了摆脱困境，共产党在各个解放区率领民众相继展开了生产自救运动。一贯道却积极破坏生产，宣传消极思想，1950年，崞县一贯道散布“割奶阉蛋”谣言，搞得人心惶惶，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据不完全统计仅崞县一区由于农民无心生产，不敢下地干活，耽误了田间管理，就少产粮食240万斤，其中16个村少整淤地4200亩，减产粮食16.8万斤。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给当年的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为了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共产党积极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参军入伍。一贯道分子则利用这个机会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如1948年共产党在崞县征兵时，一贯道分子造谣：“不要去，这是上天在收人，去了就回不来了。”当时崞县太平街就有9个青年在他们的煽动下外出躲了起来；崞县七区坦庄一贯道传点师刘俊科，亲自把青年打发他乡藏起来，并每人发给3块银元作为路费远出以逃避征兵。由于民国以来，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故使得他们普遍对战争存在畏惧心理。而一贯道的这些宣传，又使许多民众对支前参军产生误解，尽力逃避参军，甚至有些人到了战场以后无视纪律，逃回家乡。这些都对解放区的参军支前活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战争的胜利。

（3）瓦解党的基层组织

为了进行反共活动，一贯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于采取“挖心”战术。所谓“挖心”战术，“孙行者钻进肚皮里去”即一贯道分子进入共产党政基层组织，如工厂，学校，农村合作社，甚至民兵组织中。这些人伪装进入到基层组织中或伪装积极，阴谋夺取领导权；或利用合法身份掩护进行违法活动；或挑拨离间，排挤，打击积极分子；或阻挠抵抗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或搞乱计划，破坏生产，阻挠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等。

晋北地区某些基层工作人员的亲属中，也不乏一些参加一贯道的人。这些一贯道分子在平时发展道众，传播道务，而每当共产党对一贯道进行治理时，他们总能提前从自己的亲属那里得到消息，从而提前有所准备或逃往外地，难以伏法。1951年2月，在阳高县一次对一贯道道首实行夜间抓捕过程中，下梁源村一干部在路过家门口时回家穿了件衣服，紧接着其参加一贯道的妻舅半夜逃跑，被公安民警捕获，经审讯供认其干部亲戚告密，遂将其一起逮捕。在晋北各地区对一贯道的治理过程中，这种事例时有发生，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基层干部自身素质不高，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也是敌人对共产党基层实行“挖心”战术的结果。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被解放，国民党控制的地盘日益狭小。对于被解放地地区，国民党并不甘心被共产党占领，于是在这些地区留下了大批的特务，隐藏在人民群众中。这些特务利用各种身份作掩护，与一贯道分子互相配合，在传播谣言，破坏生产的同时，还不时杀害共产党干部，制造混乱，密谋武装暴动，妄图推翻共产党政权。虽这些武装暴动虽然都没有成功。但使共产党认识到一贯道的存在对社会治安和政权巩固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加快了和加深了对一贯道的治理进程与治理力度。

二 、共产党对一贯道的态度与政策

（一）共产党对一贯道的态度与政策

全面抗战开始前，共产党就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道门也属于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对其采取团结抗日的政策。蔡少卿认为，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会道门武装是争取其共同对敌，对于匪化和甘为汉奸的会道门分子，则给予坚决打击和彻底消灭。这种观点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当面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时，共产党会道门政策的实施则会因时因地的有所不同。

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抗战期间，晋北地区处于日伪军、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共产党军队势力共同控制之下。这种复杂、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使得一贯道兴起之初，非但未遭取缔，反而成为各派势力拉拢的对象。当一贯道被日伪势力拉拢后，帮助其侦查消息，阻挠抗日活动。共产党虽然明确提出取缔一贯道，但由于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故不得不对其有区别的对待：在沦陷区共产党采取尽量避免与一贯道产生直接冲突，但当其在对我抗日活动进行阻挠破坏时，则对其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但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对一贯道则进行严厉取缔，一有发现其活动，立即给予毁灭性打击，从而使得一贯道在根据地没能发展开来。

解放战争开始后，共产党在解放区明令取缔一贯道，大一部分一贯道组织不甘心被取缔，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由于共产党忙于医治战争创伤和建立、巩固人民政权，暂时无力对一贯道等社会上的封建反动残余进行处理。一贯道分子在国民党特务的扶持下从事反共、反革命活动。如1945年阳高县第一次解放后，共产党向广大民众揭露宣传一贯道的罪恶本质，并禁止其活动，一贯道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第二年，共产党撤离阳高县后，一贯道在蒋阎势力的庇护下重新公开活动，并帮助其从事反共宣传。1948阳高县二次解放时，一贯道被共产党明令取缔，再次转入地下活动。当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运动时，一贯道趁机继续进行反共、反革命宣传，直到1951年被彻底取缔。

随着政权的日益巩固，共产党发出了取缔一贯道的指示：

1.1949年1月，前华北人民政府公告全区，命令“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2.1949年3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出指示：一贯道是历来为少数日伪汉奸国特反动地主地痞流氓等所操纵利用的群众性的封建迷信的非法组织。其本质是反动，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打击特务反革命分子”。

3.1949年10月，省委召开“三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会议。制定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分清主次，区别对待”的取缔一贯道的指导方针，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并抓好取缔工作。

4.1950年2月，省厅又召开有关会议，对一贯道问题，确定了“稳步前进，宁慢勿乱”的取缔方针。

晋北地区工作人员将以上指导方针与本地区实际相结合，制定了：打头（逮捕有影响的道首）、斩腰（集训小道首）、挖根（发动道徒登记、声明退道）的方针。晋北地区取缔工作的过程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学习政策，了解情况，制定工作计划。第二、深入调查，加大宣传教育。第三、组织取缔，号召退道。第四、加强调研，把取缔工作深入推进。第五、做好总结，发展大好形势。第六、整顿支部，加强领导。在这些工作中，总的政策可以概括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打击孤立少数，争取教育多数。

（二） 共产党治理一贯道前的准备

1.认清一贯道组织的性质

共产党在对一贯道治理的过程中，逐渐总结要想彻底取缔一贯道，首先必须对其进行充分了解，要认清楚其性质及欺骗性。在治理工作刚开始时，有些干部把一贯道当做是一个单纯地封建迷信组织，对其危害性认识不深，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使得一贯道猖獗横行，当地的社会治安和生产活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还有些干部则是草木皆兵，把所有可疑人员都当做一贯道分子，把所有一贯道分子都当作特务对待，一有风吹草动，便不分主次，进行严厉镇压。这搞的民众人人自危，反而更使一贯道有机可乘，加速了它的传播。如崞县五区工作人员在治理过程中，不分道首道众一律对待，一律登记，一律写反省，一律管制，使得一贯道有机可乘，规模进一步扩大。

共产党逐步认识到，一方面一贯道是一种群众性的封建迷信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不能过分夸大其中的反动力量及其组织严密性，更不能把参加一贯道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一律当做政治问题对待。但另一方面又必须要警惕一贯道内有少数的特务及地富分子随时准备利用其进行各种非法的破坏活动。晋绥分局在给地方下发的《晋绥分局：关于处理一贯道的指示及通知》中强调：“一贯道是一个封建迷信的宗教社团，但它绝不是一般的迷信宗教社团。因为其大部分领导人物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甚至有一部分是国民党特务，但其大多数下层道徒是无辜的群众。”。

2.提升基层干部素养

建国前后，由于解放区基层干部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再加上在当时的一些运动中“左倾”思想时有发生。故在对一贯道组织的治理中出现一些失误会在所难免。1949年10月，晋绥分局下发有关处理一贯道组织的指示，提出有关政策和策略，但只是口头传达并无成文指示。崞县共产党基层干部由于担心而在级级下传的过程中，方针政策与原来的精神发生出入，甚至完全错误，而导致在宣传时发生混乱，故就不宣传，只采取不加区别的一律扣捕政策。同时由于这些基层干部调查研究的不够，未能掌握基本材料，对政策的理解也比较肤浅，导致崞县的一贯道取缔工作长时间停滞不前，进展缓慢。

针对工作中暴漏出的这些问题，共产党对自身队伍进行了纯洁，组织广大基层干部认真学习政策，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和急躁心理，并结合具体情况对广大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以上活动共产党基层干部的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提升，革命队伍得到纯洁。为顺利开展对一贯道组织的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利保障，也为后来的各种革命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三、共产党治理过程中具体措施与经验

（一）共产党治理一贯道的具体措施

1.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明线研究与暗线研究相结合。

在治理过程中，由于一贯道组织严密性较强，晋北地区工作人员发现很难对其组织及活动状况进行完全而详细的掌握。尤其是随着治理的深入，一贯道的警惕性也愈来愈高，不断改变活动方式及策略，导致共产党的治理难度也随之加大。如崞县一贯道随着共产党治理工作的开展，不断变换其活动策略：如将分散各处的财物集中起来，藏进山里，交于人专门管理；白日上山，晚上到平川活动；点传师以上的上层分子一般情况下不能与亲属相见；对共产党改造教育过的道众也加强“悔过”工作，并从中了解共产党之情报等。为了能够摸清一贯道组织具体情况，并将其彻底取缔，共产党也不断调整对一贯道的调查方法。如阳高县在治理过程中，发现原来的调查方法已经收效甚微，便转而采取明暗两种方式进行调查：明线即在一贯道发展猖獗的地区对群众进行调查；暗线即派党员打入一贯道内部，掌握其动向。通过双管齐下，两种调查结果相结合，阳高县工作人员掌握了一贯道组织详细的情报，将其一网打尽。阳高县将这种调查方式上报省厅，使得其他地区的得以借鉴。代县在治理过程中就借鉴了此种方式，对本地区一贯道的组织情况有了充分了解，为其治理成功起到了巨大的帮助。

2.对广大民众进行教育,孤立少数首恶人员

在摸清一贯道组织的情况以后，根据1949年3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出的“一贯道是历来为少数日伪汉奸国特反动地主地痞流氓等所操纵利用的群众性的封建迷信的非法组织，其本质是反动，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打击特务反革命分子。”这一指示。晋北地区工作人员一方面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使他们认清一贯道的罪恶本质，及一贯道利用他们的目的，号召广大群众自觉醒悟退道；另一方面严厉处置个别顽固的的一贯上层分子。如代县在治理一贯道工作中，对一贯道采取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打击孤立少数，争取教育多数。对于普通道众，只要其声明退道，并保证以后不再参加，便既往不咎；对于一贯道首及少数特务，原则上也不放弃对其进行宣传教育：那些幡然醒悟，自首的一贯道上层分子采取加强教育监督，以观后效；那些罪大恶极，至死不悔，坚持进行破坏的特务和一贯道首则进行坚决镇压。

3.做好宣传工作，布置犯罪物品展览会。

宣传工作志治理过程的重要一环，进行犯罪物品展览，是晋北地区治理过程普遍运用的一种宣传方法。当某一个一贯道坛口被取缔后，召开群众大会。将搜出的一贯道的各种用来骗人的工具，向群众展示，并当场示范、揭露其骗人的各种把戏，使群众明白一贯道的欺骗性。如1950年11月24日，繁峙县公安局在砂河文化馆专门举办了一场一贯道赃物展览会，包括烟土、黄金、白银、衣物、云豋鞋等。并有完小的学生组织了宣传队，现场展示揭露一贯道“扶乩”的骗人把戏。普通群众从这场展览会中认清了一贯道坑蒙拐骗的真面目，使一贯道成为过街老鼠。

（二）共产党在治理过程中总结的经验

解放战争期间的对一贯道的治理，取得了一定效果，普通民众纷纷退道，部分道首主动自首。建国以后，随着条件日益成熟，共产党对一贯道进行了彻底取缔，到1951年，晋北地区的一贯道组织土崩瓦解，被彻底取缔。在对一贯道的治理过程中，晋北地区基层干部总结出了许多的经验与教训，为以后治理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

1.进行了长期侦查、布置

在一贯道治理过程中，为了摸清一贯道的组织结构、人数多少及分布地点等情况，必须进行长期准备，不能急于求成。崞县工作人员在一贯道进行治理过程中，一开始要求每区一重点，后来改为要求半年内完成36村，限期完成任务转向他村。这种盲目要求治理结果的指示，导致治理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侦查工作上简单粗放，未能深入；宣传教育上力度不够，导致群众对政策产生误解；取缔不加区分，巫婆神汉一律当做一贯道进行扣捕，神像寺庙，一律予以查封。这些行为导致崞县工作人员对一贯道取缔的效果甚微，反而在工作中闹出了不少笑话。

崞县工作人员在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后，认真总结教训，在原来调查的基础上，派工作人员打入一贯道内部，对其进行深入调查。在宣传教育上，通过板报、戏曲、展览会等想群众深入宣传一贯道的罪恶，并向群众认真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经过长期细致的侦查活动，他们摸清了一贯道的具体情况，将其彻底取缔。

2.组成了一支有力的队伍

好政策也要正确的人来执行。一贯道治理过程中各级政府发出的各项政策总体来说是正确的，然而有的地方效果显著，有的地方却收效甚微，这是因为各地的政策具体实施者——基层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只有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才能较好的执行上级发出的指示，保证一贯道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1951年1月，崞县一贯道治理进入最后阶段。为了妥善完成治理任务，崞县共产党对全县范围内的党员、干部进行了整训，通过此次活动，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治理队伍，为治理工作的圆满完成提供了保障。

3.多个部门相互配合，协同工作

1949年10月，山西省委召开“三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会议召开，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并抓好取缔工作。晋北地区基层干部按照省委指示，对各部门进行了细密的分工，公安部门负责调查并对一贯道首要分子实行逮捕；检察部门对一贯道首要分子提起公诉；司法部门根据罪证对罪大恶极的一贯道分子进行审理，此外还有文化宣传部门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等。通过多个部门互相配合，协同治理，晋北地区的取缔工作效果显著。繁峙县在对一贯道的治理过程中，于1950年12月，由县委书记、县长、司法科长、公安局长和行政股长联合组成了审处委员会，对在押的一贯道道首杨润生、郝秀中进行审理处决。使得这些罪恶多端的一贯道道首得到应有的下场，加速了一贯道组织的瓦解。

共产党从治理一贯道的工作过程中总结出的以上经验，一方面有利于晋北地区的一贯道治理工作能够快速有效的完成，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处理类似的会道门组织提供了经验教训得以借鉴。

结语

晋北地区的一贯道自抗战初期传入后，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抗战期间，虽然一贯道依附日伪势力，帮其控制民众，但共产党还是对其采取了团结抗日的政策；抗战结束后，一贯道投向国民政府，成为其进行反共活动的工具。抗战结束后，一贯道分子与国民党特务相配合，在晋北地区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活动，严重威胁了该地区的社会治安。为了巩固政权，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生产安全，晋北地区对一贯道进行了彻底地治理。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指导下，晋北地区的公安、司法、监察和宣传部门等各部门相互配合，协同开展工作，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的治理方案，最终将一贯道彻底取缔。晋北地区基层工作人员在治理一贯道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教训，也总结出了许多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训在治理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后来治理其他类似的宗教团体提供了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贾相伟，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1202班学生，本文原载于《春秋史苑》第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