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高崇民视角下的历史转折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陕西临潼对蒋介石实施兵谏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场震惊中外的军事行动，源于张、杨二人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强烈不满，他们希望通过扣留蒋介石的方式，迫使国民政府改变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中，高崇民作为关键人物之一，起草了著名的八项主张，为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日，高崇民的孙女高劲松女士向红船编辑部详细讲述了其祖父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经历。作为开国少将高存信之女，高劲松通过家族传承的历史记忆和多年研究，为我们还原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在她眼中，祖父高崇民不仅是一位性格耿直、坚持原则的革命者，更是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爱国志士。 高崇民与西安事变的渊源

1935年9月，高崇民从上海启程，辗转天津、北平，最终于同年11月抵达西安。这段跨越千里的旅程，实际上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当时正值张学良前往南京参加会议，高崇民不得不在西安等待。当张学良返回西安后，立即邀请高崇民共进早餐，这次看似平常的会面，却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 在早餐交谈中，性格直率的高崇民毫不避讳地提起了九一八事变这一敏感话题。据高劲松回忆：祖父当时情绪激动地质问张学良为何不抵抗，而张学良则以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回应。两人为此爆发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充分展现了高崇民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也反映出当时爱国人士对东北军不抵抗政策的普遍不满。尽管初次见面就不欢而散，但高崇民很快意识到，情绪化的争论无助于实现抗日救国的目标。

调整策略后，高崇民再次求见张学良。这次，张学良意识到对方必有要事相商，特意安排在楼上的小会议厅进行深入交谈。在这次会面中，高崇民递交了一封由杜重远、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东北爱国人士联名的信件。这封在上海狱中会议（当时杜重远被囚禁）形成的联名信，凝聚了张学良最信任的智囊们的集体智慧。信中不仅分析了东北军面临的严峻形势，更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停止内战，与杨虎城部联合，进而与红军合作，在西北地区开创抗日新局面。 高崇民向张学良阐述了三个关键论点：首先，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实为一箭双雕之计，意在使东北军与红军两败俱伤；其次，东北军应当为收复东北故土而战，而非消耗于内战；第三，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政治力量，与其为敌实非明智之举。这些观点直指问题的核心，对处于苦闷矛盾中的张学良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张学良正深陷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困境，剿共战事接连失利，抗日抱负难以实现。最终，他被高崇民说服，开始考虑联合抗日的可能性。

化解张杨矛盾的解铃人

在推动张学良转变立场后，高崇民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化解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隔阂。张学良坦言，不仅联络红军尚无头绪，就连与近在咫尺的杨虎城合作也存在很大难度。1935年张学良率东北军进驻陕甘后，两军关系紧张，互信基础薄弱，之前的调解尝试反而加剧了矛盾。 这时，高崇民带来了一个关键信息：在张学良抵达西安前，他已通过杜斌丞转交了杜重远致杨虎城的亲笔信，并借此机会与杨虎城建立了联系。杜斌丞与杨虎城的关系，正如高崇民与张学良的关系一样密切。凭借这层关系，高崇民得以向杨虎城阐述抗日主张，并获得后者的认同。然而，当时高崇民尚未与张学良会面，他的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如今获得张学良的正式授权，高崇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充当两军之间的解铃人。 在代表张学良与杨虎城的会面中，高崇民传达了两个核心信息：首先，张学良绝无在西北与杨虎城争夺地盘的意图；其次，张学良希望尽快结束内战，联合抗日。这两点承诺有效消除了杨虎城的顾虑，为两军合作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攘外才能安内的主张与蒋介石的政策截然相反，这一根本分歧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高崇民的斡旋工作成效显著。此后，他留在西安专职从事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宣传工作。初期，张学良与杨虎城的所有联系都通过高崇民进行，直到后来两人才开始直接会面。高劲松特别提到：即使在西安事变前夕，戴笠的特务系统也未能察觉张杨之间的秘密合作，这充分展现了我祖父工作的周密性。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时，高崇民作为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起草了张杨联署的八项主张，这些主张成为事变解决的政治纲领。 从奉天抗争到西安事变：高崇民的革命轨迹 高崇民能够成为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与其早年的革命经历密不可分。1928年11月，奉天警察厅宣布增加警饷捐税，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时任奉天工商联合会总务长的高崇民与奉天总商会副会长杜重远领导了大规模的抗税斗争。这场斗争使高崇民首次获得与张学良直接对话的机会。 高劲松回忆道：祖父初见张学良就对其精明干练、虚心纳谏的作风印象深刻。在陈述抗税理由时，高崇民直指东北连年遭受外敌侵略，民生凋敝，增税只会官逼民反。这番言论打动了年轻的张学良，他不仅接受了批评，还反过来斥责了警察厅长。范克明在《张学良传》中描述的张学良形象——正直豪爽、善于纳谏，与高崇民的观察高度吻合。这次会面后不久，张学良便聘请高崇民担任其高级参谋秘书。 1928年底东北易帜时，高崇民坚定支持张学良的决定，认为以东北一隅之力难以对抗日本。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虽对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严厉批评，但张学良非但不以为忤，反而视其为诤友，继续资助他的抗日活动。这种特殊的关系为日后高崇民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奠定了基础。 重新发现的历史功绩 退休后，高劲松通过系统整理家族档案和历史资料，对祖父的生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高崇民1891年出生于辽宁开原，早年就读于奉天省立农林学堂，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留学日本期间，因抗议二十一条被选为回国宣传代表。即便在经费短缺、学业中断的困境下，他仍坚持抗日宣传，幸得母校校长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 归国后，高崇民在北京、沈阳办报宣传抗日，多次遭通缉。1927年，他组织抗议日本在临江设领的斗争，并意外获得张作霖支持取得胜利。九一八事变后，他迅速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成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核心领导人。1934年，在四维学会内，高崇民与蒋介石的亲信激烈冲突，最终遭通缉流亡上海。 在上海期间，高崇民通过营救杜重远结识了共产党员孙达生，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并毅然撕毁国民党党证。1935年，他与东北爱国人士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由他负责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这一决定直接促成了他西安之行的历史使命。

通过深入研究，高劲松真正理解了叶剑英崇民同志对西安事变是有功的啊和周恩来高崇民是东北人民的楷模这两句评价的分量。高崇民在推动张杨合作、促成三位一体抗日联盟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他在西安事变中起草八项主张的贡献，都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注：关于《新生事件》的补充说明：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涉及日本天皇，在日本施压下，主编杜重远被判刑，该事件被称为《新生》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