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详细描述了商纣王释放西伯侯姬昌后，姬昌展开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根据记载，姬昌先后率军讨伐了西北的犬戎部落、位于甘肃的密须国、山西境内的耆国（即黎国）、河南的邘国以及陕西的崇国。值得注意的是，当姬昌攻占耆国后，商朝重臣祖尹深感忧虑，急忙向纣王禀报这一重大军情。然而纣王却傲慢地回应：难道不是有天命在吗？他们能有什么作为！这段对话生动展现了纣王刚愎自用的性格特点。

在更早的《尚书》中，相关记载为西伯戡黎，但并未明确说明这位西伯究竟是姬昌还是其子姬发。自西汉以来，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是指姬昌，但到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应该是姬发完成了对黎国的征伐。这个历史谜团直到21世纪初才出现新的转机，当时清华大学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战国竹简（即清华简），其中《耆夜》篇的记载可能将改写这段历史认知。

从地理位置上分析，黎国（又称耆国或饥国）位于今山西长治黎城县，距离商朝都城安阳仅150公里，是商王朝核心统治区的重要盟国。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军事问题：根据《史记》记载，姬昌晚年按照犬戎-密须-耆国-邘国-崇国的顺序进行征伐。但若以周人当时的根据地陕西岐山为起点，到山西黎城的直线距离在现代高速公路下都有近700公里。在商朝势力环伺的情况下，姬昌为何要冒险进行如此长距离的孤军深入？这显然违背了基本的军事常识。

更令人困惑的是政治层面的考量。黎国与商都近在咫尺，一旦周军攻打黎国，势必引起商王朝的强烈反应。即便纣王与黎国有矛盾，也绝不可能坐视周人兵临城下。从战略角度看，这样的军事行动不仅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反而会过早暴露周人的反商意图，促使商朝将战略重心西移。因此，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姬昌伐黎的说法都显得不合常理。

清华简《耆夜》篇的发现为这个历史谜题提供了新的解答。该篇明确记载：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随后描述了周武王姬发在文王宗庙举行庆功宴的场景，出席者包括毕公高、召公奭、周公旦等重臣。这一记载不仅将戡黎的时间明确为武王八年，更合理地解释了商周之际的诸多历史现象。若按此说，在牧野之战前商周之间没有爆发其他战争就变得可以理解——因为姬发伐黎时商朝正深陷东夷战事，根本无暇西顾。

通过梳理时间线可以发现：武王八年攻占黎国，九年举行孟津观兵，十一年正月就成功伐纣。这种紧凑的时间安排显示出周人精准的战略眼光——姬发通过戡黎试探出商朝的虚实后，立即抓住时机发动灭商战争。相比之下，姬昌戡黎说留给商朝的反应时间过长，与历史事实存在明显矛盾。

综合这些证据来看，《史记》在戡黎主角的记载上很可能出现了偏差。司马迁可能误将《尚书》中西伯理解为姬昌，而实际上西伯作为西方诸侯之长的称号，姬发同样可以继承使用。这一细节的修正并不会影响《史记》的史学价值，反而提醒我们：历史巨著也难免存在需要后世不断验证和完善的地方。清华简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商周更替的关键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