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23日,华北地区秋意渐浓,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内气氛凝重。寺内寿一大将紧锁眉头,手中握着刚刚从前线传来的电报。这是来自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的战报,内容让他难以置信——难道这个狂妄的部下真的在短短十天内就攻占了太原?寺内寿一的手指不自觉地敲击着桌面,心中充满疑虑。 板垣征四郎在战前曾夸下海口,声称要在十日内拿下太原。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忻口地区,他的部队遭遇了顽强抵抗,进展远不如预期。这不禁让人想起战前两人的那场激烈争论。当时板垣坚持认为 得山西者得华北 的战略构想,而寺内则持保留态度。在寺内看来,山西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若没有雄才大略的将领坐镇,终究难成气候。阎锡山在山西经营数十载却未能成就大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寺内寿一更倾向于先攻占保定、石家庄,再沿平汉线南下夺取开封、郑州,最终直取武汉的战略计划。面对上司的反对,板垣征四郎并未放在心上。他仗着在军部高层人脉,直接越级向日本大本营请示,最终获得了作战许可。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寺内寿一——这不仅削弱了他的指挥权,更是对他权威的公然挑战。 自负的板垣征四郎对此毫不在意。他坚信凭借第5师团的精锐之师和精良装备,必能在山西速战速决。他甚至向寺内夸下海口: 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必须完成山西作战,这是本师团的神圣使命! 为表决心,他立下军令状:三日拿下忻口,七日攻克太原,若不能如期完成,愿剖腹向天皇谢罪! 板垣的自信并非全无道理。首先,他深知老同学阎锡山的性格——这位 山西王 虽有守土之志,却缺乏进取之心,在大军压境时未必敢倾全力抵抗。其次,他独创性地改革了部队编制制度:不同于日军常规的 镇台制 (即每个常设师团对应一个特设师团),他选择将所有预备兵员直接补充进第5师团,使其始终保持强大战力。这一创举避免了日军常见的常设师团与特设师团战力悬殊的问题,也是抗战期间中国战场未见105师团番号的原因。 然而板垣的如意算盘还是出现了两个致命失误。其一,他没想到阎锡山对山西的执念如此之深。当日军进犯时,这位 坐地虎几乎调动了全部主力,在卫立煌指挥下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其二,他严重低估了刚完成改编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战斗力。虽然八路军装备简陋,但他们充分发挥游击战优势,不断袭扰日军补给线。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769团奇袭阳明堡机场,一举摧毁24架战机,彻底切断了板垣部队的空中补给。 陷入困境的板垣不得不低头向寺内求援。此时战局已经发生连锁反应:淞沪战场日军告急,华北部队无法按计划南下,整个战略部署被打乱。寺内被迫暂停南进计划,派第20师团西出娘子关救援。日军原定沿平汉线进攻武汉的战略因此延误近一个月。 与此同时,八路军在山西战场上的出色表现让各方刮目相看。1938年春季,为配合阎锡山部反攻太原,八路军展开了一系列精彩作战:129师在长生口伏击歼敌130余人;115师在井沟设伏消灭800余日军;120师采用 围点打援 战术,先后收复晋西北七座县城。3月24日,129师在响堂铺伏击战中更是一举歼灭400余日军,炸毁180辆军车。 这些看似零星的胜利累积起来,给日军造成了巨大压力。蒋介石派来的联络官乔茂才目睹八路军战士甚至手持红缨枪上阵的壮举后,主动致电为八路军请补装备。日军为消除后患,调集重兵进犯太行山区,却在长乐村遭遇惨败——386旅在浊漳河滩伏击苫米地旅团,毙敌2200余人。 八路军的辉煌战绩让阎锡山喜忧参半。喜的是作为战区司令脸上有光,忧的是八路军影响力与日俱增。更让他困惑的是,装备精良的晋绥军为何反而不如简陋的八路军能打?经过研究,阎锡山将八路军成功归结为三点:战前精心谋划、重视情报侦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但他忽略了一个更关键的因素——群众基础。八路军之所以能将普通战术发挥到极致,正是因为他们深得民心,使日军动向无所遁形。而国民党军队脱离群众、害怕武装民众的心态,注定他们难以真正掌握游击战的精髓。 正如彭德怀对刘伯承说的那样: 教给他们,他们也学不会啊! 这不仅是战术层面的差距,更是根本理念的不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正是这种认知差异,决定了不同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