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好,今天说的这位,不是革命家,不是科学家,是个一辈子读《春秋》、骂皇帝、坐牢还不服软的读书人——章太炎。他死前说了句话,直接把后人吓了个激灵:“我死后,华夏文明亡矣;可惜世人不知我。”
这话听着大,可你要真查他这辈子的事,还真不算夸张。他坐牢不喊冤,出狱不图名;当官不到仨月,撂挑子说“无政德”;讲学没学生,他也照讲。
你要问他图啥?他图一个字——“根”。不是老根,是文化的根。今天咱就掰开揉碎,说说他这副硬骨头,到底有多倔,有多沉。
1903年,“苏报案”一出,清廷下狠手,章太炎成了头号“思想犯”。理由清楚:鼓吹革命、辱骂朝政,还搞“亡清复汉”的大旗。当时他三十五岁,被判无期徒刑,关在上海租界警署。
一般人进去就软了,他不。别人坐牢是受罪,他坐牢是开学术沙龙。每天讲《春秋》、背《易经》,对着墙抄写《文始》,写下“六经皆史”的命题。
狱卒记录:“其人昼夜读经抄书,不惧严寒,不避风雨。”饭不吃牢里的,吃自己带的素。衣不穿官配的,穿自己改的灰袍。为啥?怕“伤正气”。他说:“国可亡,道不可绝。”一字一板,不带喘气。
两年牢里过得硬气,不低头、不喊冤。到1905年,靠国际舆论施压、日本干预,终于放人。他出来后没歇脚,直接奔东京。
换作别人早换笔名混日子去了,他不。他知道,这不是他的句号,是另一个战场的起点。
1906年,章太炎住进银座黄遵宪故居,主编《民报》。第一件事:写文章骂康有为,说他是“西奴之徒”;第二件事:抨击张之洞,批他“误国误人”;第三件事:写《中华民国解》,提出“民为贵,国为体”的概念。听着像干政,其实全是文化判断。
他不认西化那一套,不认“师夷长技”能保中华,他认的只有一句:“中华之道,不可中断。”不是排外,是信根本。他的根就是《六经》《春秋》《尚书》。
别说你西方讲人权,他能翻出《礼记》给你讲“义本”;你说民主,他拿《周官》跟你谈“民本”。他不是保守,是太先进。他想的是一整套“有魂的制度”,不是“洋模子涂个中国壳”。
在东京讲经,听众从三十人到三人再到一个都没有。他照讲,讲完收拾讲义,回去继续写文章。他说:“今人不听,道终有后者传。”
东京日日新闻登了一段:“章太炎,居陋室,讲经不辍。”孙中山请他入会,他推了,说“我不入流”。黄兴让他当常委,他拒了,说“我非权士”。
“道若失,民族无骨。”这句他讲了八年,讲到清亡、讲到民国初年。1911年,他带着讲义、草稿、半箱书回国。想回去干嘛?继续讲。
但您以为章太炎光会骂人?那可不止。他在东京干的事,还有一桩更大的:提出“种族革命”的文化路线图。别人搞革命,讲的是制度、讲的是官制,他讲的,是“我族我种”。
他在《国故论衡》里写:“民族者,文化之血脉,非种不立。”他反对胡适那套“全盘西化”,不因为反感新事物,而是看出那是“拔根而植藤”。
他说:“华夏若亡,不在兵,不在政,而在道。”这话今天听着像空话,但在当年,那是打在新派脑门上的一记重锤。
更狠的是,他提出“文字即政治”这一说。他在《文始》里详析古文系统,反对白话文运动的盲目推广。他讲:“失其文,则失其魂。”
他的意思是,一旦用西式语法套汉语皮,语言就不再是我们的思维工具,而变成殖民的隐形管道。可谁听?那时候胡适红,鲁迅火,他这种“六经老套”被打成了“封建糟粕”。他没回嘴,只写了一句话:“今人若笑吾古,吾笑其无根。”
他不是在争一个学派的地位,是在争一个民族的未来“表达方式”。他早就看出来:文字、礼制、伦理一旦全面照搬西法,中华这个“壳”虽在,里头的骨和筋都换了——那还是中华吗?
更讽刺的是,连同盟会内部也有人说他“太拧巴”,劝他改改语言方式,别老拽经典。他笑了,说:“我若软语,谁再硬骨?”这骨头,章太炎一直硬到最后。
1933年,章太炎搬进南京西康路国学院的偏房,靠讲学糊口。工资20块,扣完房租,剩不下饭钱。可他每天五点起,读经、打坐、讲义,屋里冷,他穿旧棉袍;胃病犯,他照样吃粥菜。
他不抱怨生活,他唯一难过的是:没人再听《六经》了。教材删掉《尚书》《周礼》,换上“演讲术”“逻辑训练”。他在课本边上写:“不识先王之法,何谈今政之理?”没人理。他照写。
1935年,国民政府请他当监察院长。他想了三天,写了八个字:“无政德者,不可与议。”这不是愤青,是清醒。他知道他干不来“讲场面话、凑形式”的官。他回家继续讲书、改稿。
别人说他“老掉牙”,他在信里写:“若道为老,中华早朽。”他不是活在过去,是守着未来。可没人愿意听了。时代不再需要章太炎。他讲不动了,但还坚持讲。他说:“一个人听,也讲。没人听,也讲。”
1936年夏天,他病重入院。7月24日清晨6点23分,他在南京病房里咽下最后一口气,说了那句:“我死后,华夏文明亡矣。可惜世人不知我。”
他早看见了:当文化变成装饰、当教育只讲实用、当制度只讲洋法,那套植根中华两千年的文化命脉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