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两国，从古代到近现代渊源一直很深，总体上关系亲密。上世纪初日寇侵略朝鲜时，大量困苦的朝鲜百姓越过鸭绿江，到中国东北生活。此后人数越来越多、超过百万，他们之中有不少青壮年在中国参加了抗日战争，甚至是日后的解放战争进程。而新中国建立后，志愿军更是帮助朝鲜人民赶走侵略者，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所以实事求是地讲，两国之间互有帮助，关系还是很好的。

五十年代后期，中国与邻国苏联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由于苏联时任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不合理要求和霸权作风，干涉了中国主权，导致原本亲密的两个大国，转为矛盾甚至对峙状态。六十年代勃列日涅夫上台，我国一度主动示好，但苏联态度强硬没有改变对华政策。新中国在这一时期非常被动，国际舞台上同时受到两大阵营的孤立和排挤。

尤其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苏联在军事对抗中吃了亏，勃列日涅夫恼羞成怒之下，扬言要对我国进行核打击。新中国的老一批革命家正直强硬，我们并不怕对方的核讹诈，但面对强权和威胁，还是要讲究应对策略。正当我国面对巨大危险之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我们在东亚地区的“好友”朝鲜，69年选择完全站队苏联，在鸭绿江边紧急部署了相当规模的作战部队，大有“一触即发”的架势。

朝鲜为何比苏联还“着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朝鲜周边强国林立，他们历来是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国家。事实上从中苏交恶后，朝鲜对华态度已经有所转变，不再像抗美援朝前后那样亲密。从一个侧面，就能清晰看出这种变化：1969年中朝贸易额已不足1亿美元，比3年之前缩水了一半还要多，这无疑是很不正常的。

1964年中国试爆首颗原子弹成功后，金日成曾兴奋地希望引进核技术。原子弹是护国重器，并且具有特殊性和危险性，我国难以将这一研发成果跟朝鲜共享，因此婉拒了金日成，这导致朝鲜政府在态度上进一步倒向“老大哥”苏联。苏方也承诺并援建了朝鲜大量工业项目，给出不少好处。

对于朝鲜的变化，我国政府是感到失望的，但没有选择针锋相对。当时的主要矛盾还是苏联威胁，借助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巧妙地通过外交运作，将美国力量拉进中苏矛盾中，美国政府对苏联发出了战争警告，使得勃列日涅夫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一种大国间的制约和平衡：69年中苏关系虽然紧张到了顶点，却在一番复杂博弈后，逐渐消弭了核战争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轮到金日成尴尬了：苏联不动手，中国的危机暂时搁置，朝鲜这边陈兵边境线又算怎么回事？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跟朝鲜计较的话，金日成的麻烦就来了。不过当时的我国周边环境并不好，朝鲜的做法虽然令人不满，但我们不会采取军事制裁手段。真正的威胁，还是关系没有得到实质修复的苏联。

如此背景下，1969年国庆节我国邀请了朝鲜代表团，以缓和矛盾化解尴尬；而朝鲜政府也找到了台阶，赶快进行妥善安排，来北京向我国道贺。第二年春天，我国派团前往朝鲜访问，算是一种礼尚往来，基本平息了两国此前的不愉快。借这次访朝的机会，中国代表团专门祭奠了志愿军烈士公墓，也是对中朝友谊的一种确认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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