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这么一种观点，魏忠贤放开海禁并用海税增益朝廷，而崇祯在站队海商的官绅忽悠下，主动禁海放弃了每年数百万两银子的进项，导致明廷度支愈发困难。这到底是造谣，还是史实？

首先，在天启朝明廷就在间歇性地执行禁海政策。

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商，后之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

《虔台倭纂》

受累于海寇海匪的压力，以及为禁海而付出的高昂成本。从隆庆朝开始，明廷部分解除了海禁。但幅度并不大，只开放了福建、广东两处市舶司（也不许与日本通商贸易）。

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明廷未正确认识海税的潜力，故而经营海贸的动力不足；第二，明朝海上军备不足，难以在相关海域实施有效管制；第三，受第二个原因的影响，明廷仍将“海禁”视为对付海寇、海匪的重要手段。

天启四年，因红夷（荷兰殖民者）骚扰闽中，在福建巡抚南居益的奏请下，明廷实施了近一年的海禁。天启七年，福建新冒出个（王清）海匪团伙，因恐波及浙江，巡抚潘汝祯再次奏请禁海。在阉党内阁和天启的授意下，东南复禁以待海患停息后再开。

所以，崇祯朝初的海禁也只是在延续天启朝的政令。原本崇祯朝廷也没打算禁多久，计划到崇祯二年重新开海，“俟崇祯二年贼平，另议开禁”。只是愿望美好，现实残酷。

到崇祯二年春，不仅王清团伙未被打压下去，郑芝龙团伙也开始在闽浙沿海劫掠。当年四月在浙江巡抚张延登的奏请下，皇帝下旨严格禁海，“崇祯二年四月十七日奉圣旨：严防商渔船只，以清海禁。着浙、闽该抚通行申饬。”

所以崇祯朝初的禁海不仅是延续天启朝的政令，还和天启朝廷一样的思路，希望通过禁海来压制、对付海寇和海匪。但是这波禁海效果很差，旧的海匪团伙没灭，新的团伙如雨后春笋一般不停冒出来，因此朝廷又起“市禁则商转为寇”之声。

崇祯三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梁廷栋上疏皇帝（其奏疏附于文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细看），解释了东南海匪频生的基础原因，“闽地瘠民贫，生计半资于海”。百姓因贫而入海，禁海只会让海匪越来越多，所以堵不如疏。放开海禁不仅能让百姓下海获利得衣食，还能降低朝廷征剿海匪的成本、增加税收等等。

当月兵科给事中魏呈润上呈的《陈闽海剿灭机宜六款》中，也强调放开海禁不仅利民，也利于削弱、征剿海匪。由于户部尚书毕自严在题覆（代表本部给出意见）中，认为开海时机未到（应当平息海患后再开海），贸然放开只会更利海寇勾结奸民。

本就举棋不定的崇祯遂下旨禁海政策不变，“（十二月）二十一日奉圣旨：这开洋通商事宜，该部既称不便，着照常禁饬该衙门知道”。

到了崇祯四年七月，随着海寇李魁奇、钟斌等团伙的覆灭，开海之议再兴。如福建巡抚熊文灿、南京工部右侍郎的何乔远等官员上疏朝廷，奏请放开海禁。当然也有坚持海禁的，如苏松巡按林栋隆 ……

至崇祯六年初，经廷议后崇祯和明廷最终决定再次放开海禁。但根据海澄、泉州等地县（府）志的记录，因海患严重这次开海效果不佳（很多商民怕被劫掠而不敢出海）。

直到崇祯八年，郑芝龙集团赶走红夷、消灭大海寇刘香团伙，独霸东南海域后，海上商路才重归繁荣。“适红夷犯泉、漳，芝龙焚其舟，夷惊遁。刘香等寇粤东，芝龙以舟师追击，尽歼其众。樱遂开洋禁，与贫民贸易。由是，海氛悉靖（《泉州府志》）”。

注：郑芝龙集团在崇祯三年正式接受明廷招安，郑芝龙被明廷授以前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一职。

崇祯十一年，工科给事中傅元初上奏称，朝廷不应当太多干涉海贸（交易港口和地域等）。因为即便限制了，商民也会勾结海匪偷偷贸易，而放开不仅扩大惠民面，还能增加税收。明廷接受了此建议，传旨福建进一步放开海禁 … 此后直至明亡，未再重申海禁。

综上可以看出，天启和崇祯两朝，既有官员反对海禁，也有官员呼吁放开海禁。两朝也确实执行过禁海政策，但也实际放开过海禁。根本不存在什么魏忠贤和阉党主张放开海禁，东林受海商之托要求禁海 ……

海禁放开与否，朝廷和皇帝更多是以“海况”来决定。海寇、海匪闹得凶就禁，消除这些祸患之后就会逐步放开。

最后，再简单聊聊明末的海贸税收到底有多少（数据主要来源于《万历会计录》和《度支奏议》）。

从“隆庆开关”起，福建地区的海税额从最初的三千多两，增加到万历初年的一万余两，万历十三年达到峰值二万余两。其后万历二十七年，神宗派遣宦官高寀至福建征收矿税兼征市舶司税课。在“矿税”的叠加下，福建“海税”定额增高到27000两。

注：万历朝的矿税使基本就没有真开矿的，他们眼里的“矿”不是地方的大税目，就是各地无权地主富户。

至万历四十一年在福建地方官员不断奏请议减下，神宗最终同意将福建海税定额下调到23400两。天启、崇祯两朝福建实征的海税均未超过此数，也全留在福建地方作为军饷（主要是防范海匪）。

万历二十七年，神宗派内官李凤至广东开矿兼征海税。按照《广东税役全书》的记录，广东的海税最初被定额为26000两，“夷舶饷原额银二万六千两”。由于一直无法征齐，万历三十四年，神宗同意将定额下调至22000两。

广东的海税全数运抵京师，一半入工部助工（修三大殿），一半入皇帝内帑。万历驾崩后废止了矿榷二税，原入内帑的那一半海税就留在广东地方府库作为军饷使用。天启、崇祯二朝的征收数额，使用方式也是如此。

明末海税之所以这么低，主要原因是明朝没有相应的会计知识、能力和技术人员，无法依照商品交易货值按比例抽税（类现代关税），将海贸税种全部弄成了定额税（船引、水饷、陆饷）。

主动将海税与贸易额割裂，再加上当时海贸的船舶量远没有一些朋友想象的那么大（相较于宋元差一个数量级）。因此，海税寥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所以所谓的崇祯、明廷放弃了每年几百万海税，纯属穿越小说的幻想设定。

编者附录：

兵部尚书梁廷栋等上言：闽寇之起也有二，其猖獗有四，其蔓延而不可扑灭也有二，请言其起。

闽地瘠民贫，生计半资于海，漳、泉尤甚，故扬航蔽海，上及浙、直，下及两粤，贸迁化居，惟海是藉。自红彝据彭湖而商贩不行，米日益贵，无赖之徒始有下海从彝者。如杨六、杨七、郑芝龙、李魁奇、钟六诸贼皆是此贼起之一。

闽之土既不足养民，民之富者怀资贩洋，如吕宋、占城、大、小西洋等处，岁取数分之息，贫者为其篙师长年，岁可得二、三十金。春夏东南风作，民之入海求衣食者，以十余万计。自红彝内据，海船不行，奸徒阑出，海禁益严，向十余万待哺之众，遂不能忍饥就毙，篙师长年，今尽移其技为贼用，此贼起之二。

其猖獗也，承平日久武备全弛，兵船非不大造、小造，汛地亦有春防、秋防，而篷不可扬风，船不可破浪，涂人像卒，子虚乌有，有警惟恃欺掩，而贼始大肆无忌，此猖獗之一。

贼外附红彝，于是杨六、杨七抚矣。杨六、杨七抚，而余党仍归郑芝龙，至芝龙则所资者皆彝舰，所用者皆彝砲，连舟至数十百艘，又能不妄淫杀、不妄焚掠，以假窃仁义之名，故附之遂以日众，此猖獗之二。

芝龙起，杨六、杨七逃，李魁奇、钟六皆其徒党，兵船、民船悉被焚掠，而海尽贼矣。在芝龙实无一日忘抚地方，士民苦贼亦群上书，抚、按代芝龙求抚，盖芝龙虽少杀掠，然海绝营运地，值旱饥，漳、泉之民死亡已逾十三，积敝之后，振刷为艰，残破之余，收拾不易，故不得不出于抚，此猖獗之三。

芝龙既抚，当事者若能推诚待之，藉其人船器砲，以剿捕余党，归正者稍为安缉，则贼早平矣。无如因其既抚，而易视之。且有所挟以苛求焉。责之以剿捕，蘄之以月饷，苦之以点阅，李魁奇遂刼其人船器砲，以复叛，而漳泉之焚杀无虚日矣，此猖獗之四。

新抚之寇苦于文法之督过，与贪弁势豪之索勒愤懣已极，魁奇乘之意在败抚以杀芝龙，而以身要抚，如芝龙昔日图杨六、杨七之故智，故一鬨于广东之电白，而副将陈拱之舡二百被焚，再鬨于兴化之吉了，而金富廉贡王猷之舡二百亦烬，芝龙乃自里餱粮，备器用之闽之粤日与寻杀，然而兵寡力卑，悉被挫衄，此蔓延而不可扑灭之一。

今春芝龙结钟六共图魁奇鐘，钟六亦令其伙栖竹来约芝龙，在钟六只欲自郑图李剪其所忌，而无意于抚。在芝龙只欲藉种收李先孤其援以待后举，在地方当事祗束手旁观幸渔人之收耳。迨魁奇既获钟，遂有其人众舡器，其势益张，而防芝龙且益密，拥众海上，藉名要赏，实不欲抚。若能许以维新题授一职，以羈縻之，多方招来以解散其党，钟六即狡，无能为也。廼计不出此，坐视掠杀以去，今且扬航入浙之沙，淫归而纵兵抢掠矣，此蔓延而不可扑灭之二。

然而臣谓贼不难平也，其策有四。

惟在携其党，散其众，树其敌与其生而已。何谓携其党，今日之钟六断无赦理，能得空名部札数道，阴诱其伙栖竹、瑞云等贼，许以擒钟自赎，且准实授官职，而更授策芝龙，以合图之，钟六之首可旦夕致麾下矣。何谓散其众，贼之受抚也，其伙动以万计，其驁不肎安于无事者大约十余耳，杨六、杨七抚，而此辈归芝龙，芝龙抚而此辈归魁奇，魁奇擒而此辈仍归钟六，即异日钟六擒，栖竹瑞云抚，此辈又将引领他属矣。

非其人喜乱，亦势逼之而然。盖其人欲散，而归农则不胜邻里之侧目，欲聚而为兵，则不胜文法之徵求，兵之饷不得领，而贼之名不可易，惟有终其身归贼而已。若肎宽之一面，而调之别处，或防登莱，或防旅顺，即身备安家、行粮，亦其至愿，此皆地方官绅所详知，第莫为申请耳。如昔年抚贼袁进，以防登行而安静无变，是其騐也。此数千驁之贼一去，而余伙无能为矣。何谓树其敌，民被贼久，亦既人自为战家，自为守矣。所苦者，乡兵得贼官兵掠以为功，不惟攘其功，且问贼之筐篋。

或所获者巨室戚属，势豪僕役，则又诬以擒杀平民，于是地方不患贼而患兵，不苦贼而苦官、苦豪，若部署乡民多悬赏格，移养兵之金钱，出空衔之部札，能率百人以上擒贼自効者，即与一札，累功百余，即准实授员缺，生员人等或能纠众杀贼，累功百余者，附准廩廩，准贡吏典，准咨部听，选得贼资器悉赏其人，官不得问，则人人皆兵，人人皆将，有兵之赏，无兵之费。又令粤镇移驻惠、潮，以抑贼之下流，浙镇移驻沙、埕，以制贼之上游，而一切以乡兵悬格之法行之，则敌之者众，而贼不足破矣。

何谓与其生，夫一日不再食，虽父母不能谢其子，即设法解散、擒捕，只可以已既乱之贼，不可以已将来之贼，旋扑亦恐旋起耳。不如乘此红彝警息，稍宽海禁，给引出洋，使十余万之众皆得有所衣食，如神庙末年，海舶千计，漳、泉颇称富饶，其时即令之为贼，亦所不屑，何至有今日之乱乎？况海舶既出，又得藉其税入，以造舡养兵，禆益地方不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