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山西的阎锡山正忙于扩充自己的军队。他不仅是一位有“山西王”之称的军阀，还拥有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迅速扩大军力。阎锡山采用了“以一生六”的方法——将一个旅拆分成六个军，这个操作简直像是炒股票：用很少的投入，通过巧妙的手段短时间内让军队规模翻了几倍。

当时，阎锡山召集军官开会，拿着算盘指挥道：“你们几个旅，得想办法再生出几个来！”有军官听了以后满脸疑惑：“一个旅怎么拆成六个军？”阎锡山却信心十足地说：“没问题！把一个旅拆开，给每个单位挂个番号，再加上一些装备支持，就能变成新的军队。”虽然大家心里都知道这办法多少有些走偏门，但却不得不佩服阎锡山的聪明。

阎锡山的扩军方法，就是通过“拨款扩张”。他将一个旅分拆成多个单位，然后用这些单位的名义向中央申请拨款，中央的钱进了山西的口袋，军队也随之扩张。而且，这些新扩出来的部队，还能继续“下蛋”，进一步扩大规模。这种方法虽然成功，但也有许多隐患。例如，晋绥军的装备严重不统一，武器技术参差不齐，有些部队甚至缺乏基本的后勤保障。

有次，有军官看不下去，提问：“长官，我们这新扩出来的部队，连子弹都不够，能不能支援一些？”阎锡山头也不抬地说：“缺子弹就少打几枪，没子弹了就练练刺刀，兵的硬度才是最重要的。”这番话听起来虽然有些苛刻，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也显得十分独特。

阎锡山的扩军手段帮助晋绥军迅速壮大，也使得晋绥军在北方的军事圈子里占有一席之地。在1935年，晋绥军共有一级上将1人，二级上将4人，占全国上将总数的18%。这份成绩单让阎锡山显得相当风光，连蒋介石也忍不住称赞：“阎老先生，果然是个能搞的。”

然而，扩军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晋绥军的迅速膨胀带来了许多问题。许多新兵训练时间太短，甚至连最基本的站队和敬礼都做不好。有时，士兵的武器比他们的军龄还要长。更为严重的是，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不断升级，各部之间的协作效率急剧下降。

虽然阎锡山的扩军策略让晋绥军在抗战初期还算勉强应对，但在接下来的战局中，这支庞大的军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晋绥军与中央军的关系一直紧张，阎锡山把山西当作自己的“大本营”，表面上和蒋介石关系亲密，私下却处处拆台。

抗战初期，晋绥军名义上隶属于第二战区，与中央军并肩抗击日军。尽管有几次正面交锋，如忻口会战等战斗表现不错，但总体上，晋绥军却屡次表现出消极防守的态度，因为阎锡山不愿意把家底耗光。而且，晋绥军内部的派系斗争让许多战斗陷入困境。有一次，有军官愤怒地回忆：“我们打到子弹都快没了，可那边还在拖延不来支援。”这种内部不团结的现象，使得晋绥军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抗战时期，晋绥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后勤保障不足。前线的士兵有时连饭都吃不饱，甚至有士兵自发去挖地瓜充饥。有的部队甚至连鞋子都没有，士兵们只能赤脚上阵。有人戏言：“晋绥军打仗靠的不是枪，而是脚底板硬！”

随着抗战的深入，晋绥军的“山头主义”开始暴露，军阀之间的互相争斗愈演愈烈。每个军头都想着保住自己的地盘，不愿意与中央军合作。最终，这支曾经风光一时的军队，未能在抗战胜利后占得一席之地。

到了解放战争，晋绥军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糟。虽然阎锡山希望通过恢复山西的“王朝”辉煌，重新崛起，但他却没能抓住机会。解放战争中，晋绥军由于后勤和指挥体系的混乱，逐渐被解放军击败，最终瓦解。阎锡山的亲信们纷纷弃船而逃，原本属于晋绥军的力量，在新的形势下彻底分裂。

1949年，阎锡山带着残部撤往台湾，晋绥军的传奇彻底画上句号。从一个个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到抗战中的功与过，再到解放战争中的惨败，晋绥军的历史是一部复杂的篇章，既充满了权谋与智慧，也充斥着混乱与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