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您要是听说过郑成功收复台湾,那您一定没听过罗芳伯在海外建了个国家,旗帜上写着“大总制”,讲的是客家话,穿的是汉服,过的是元宵节。
在哪?在印尼加里曼丹,一群华人矿工带着天地会的信仰、儒家的理想、和一身好武艺,搞了个政权,硬生生撑了110年。
这可不是咱们老家的哪个山头,而是面积14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比两个日本还大。
重点来了:到今天,当地还有人说汉语,过春节,认祖宗!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罗芳伯三十四岁,科场失意,离开嘉应州,带着一百多位亲族踏上海路。
他们不是普通的侨民,而是一群因秘密组织活动遭清廷通缉的天地会成员。这支队伍从广州虎门出发,横渡南海,目标是“金山”——今天的印尼婆罗洲西部。
天地会,在中国南方乡民中广泛传播,表面是同乡互助会,骨子里是反清复明的结社。在嘉应州,罗芳伯与吴元盛曾因组织活动被官府缉拿,事败之后,被迫流亡海外。
初到坤甸,罗芳伯以教书谋生。凭着儒学功底、武艺胆识与团结侨胞的能力,迅速赢得华人和土著的信任。彼时婆罗洲西部盗匪横行、矿区混乱,华人公司之间明争暗斗,缺一位能“镇得住场”的人。
1777年,罗芳伯在东万律宣布成立“兰芳大总制共和国”,自称“大唐总长”,建立议政制度、民选机制与军民融合防御系统。
他没有称王,反而引用天地会常用的“兄弟制”称谓,自称“芳伯”,政权运行依靠“公司体制”,这一模式来源正是天地会传统组织方式。
政权设总厅与九副厅,中央设采办、审事、军师等机构,下设民兵、税务、教育系统。建国时,110万人口中,华人仅两万,其余为归附的达雅人、马来人等族群。
更重要的是,“兰芳”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体,而是一个以乡亲选举、议事共治为核心的“民主型组织”。
这一切制度化设计,都带有浓厚的天地会色彩——讲义气、重平等、倡自治。
建国之初,罗芳伯便向清廷请封,希望以称藩方式获得宗主国保护。但乾隆对这群“海外亡命客”不屑一顾,拒绝回应。
罗芳伯只能以虚构的“藩属国身份”对外宣示,以吓阻觊觎的荷兰人。
从秘密结社的边缘人,到南洋金矿带的掌权者,罗芳伯借天地会的结构,延伸出了一个近代共和国雏形。
后面我们继续讲,兰芳共和国凭什么能靠这种“义气结构”撑起一个百年政体。
兰芳的根基在矿。婆罗洲西部,卡普阿斯河流域,金矿密布,矿沙水洗而出。华人矿工技术高明,组织严密,产量远胜于当地土人。
兰芳公司在东万律、曼多、沙拉满等地设立金矿总厅,年出金量一度达数吨。
兰芳的秩序靠兵。这个政权没有常备军,采用“寓兵于民”的办法:平时务农、采矿,战时集结出征。
按清军“绿营”体制编制,一面大旗带108人,一支部队五旗齐列。民兵武装初期为冷兵器,至嘉庆年间已装备火炮与抬枪。
军事行动极多,战例密集。
1783年,戴燕王国横征暴敛,逼迫河道船只交重税。吴元盛率兰芳军突袭王宫,刺杀暴君,夺取全境,建立附属政权。数年后,吴死,其子继位,戴燕由此成为兰芳体系下的“王国”附属。
政体维系靠制度。兰芳实行两级政府:总厅为中央,副厅为地方。设置“财库”、“审事”、“军师”等职能分工,并设关帝庙为司法裁判所。
地方法规虽简,却稳定可行,日常事务井然有序。
经济制度为“公私混合型”。矿业属公营,商贸准私营,农业采用承包制。税收体系涵盖港口、矿山、通行卡口。
文化上,兰芳高度汉化。罗芳伯推广儒学教育,境内村庄设义塾,教授汉字诗书。语言使用客家话和福佬话,节日沿袭春节、清明等传统节令。至今,山口洋市70%居民仍为华人,客家话是街头语言。
兰芳撑了百年,最终败给谁?下节继续讲。
公元1884年,荷兰殖民军对兰芳动手。这一年,清朝正陷于中法战争泥潭,福建前线吃紧,无暇南顾。兰芳代表上书求援,无回音。
同年十月,荷军自坤甸出发,兵分两路围攻东万律与曼多。兰芳防线虽密,但军备落后。荷军配备格林机关枪和现代火炮,兵力优势明显。
兰芳兵勇虽英勇抵抗,但终因缺乏外援、火力不济,全线失守。
战后,荷兰设置“兰芳特别治理区”,保留象征性公司牌匾。罗芳伯遗民四散,有的逃往山口洋,有的转往新加坡,延续客家生活。1888年,兰芳共和国正式除名,终结了110年的华人政权。
兰芳灭亡后,其文化未消。今印尼坤甸、山口洋一带仍保留罗芳伯纪念厅、兰芳大学、春节庙会等文化遗产。每年农历二月九,乡民仍赴墓祭祖,称呼他为“芳伯公”。
政权虽灭,精神不死。当年在他乡创国的那股劲儿,如今还活在南洋街巷、家堂祖屋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