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为何要忌惮举人呢？因为谁也无法预见，这个举人会不会最终考中进士，甚至有可能成为状元、探花或榜眼。就像如今大家开玩笑说的美国为何如此重视校车一样：“因为他们知道，未来的美国总统很可能就会坐在这辆校车里。”同样的道理，知县也不敢轻易得罪举人，因为谁能知道，这个举人未来是否会成为他上级，甚至是地方的知府、巡抚、总督，或者一国的宰相。

自从隋唐建立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员，贫苦的子弟终于有了通过考试做官的机会。只要考中进士，就能一跃成为权贵阶层的成员。虽然科举制度给了贫家子弟与贵族子弟平等的机会，但实际上，考中科举的机会却极为渺茫。

在科举时代，学子必须跨过四道关卡，才能最终跃入龙门，成为官宦之家的一员。首先是县州级的“童试”，考中后称为秀才；然后是省级考试的“乡试”，通过后称为举人；接着是国家级的“会试”，考中后称为贡士；最后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通过后称为进士，前三名分别被称为“三元”：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一旦考中，国家就会统一安排授官。

试想，这比现在的高考要难得多！要考中进士，简直是千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中，中国只产生了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以及数百万名举人。要知道，在这千年间，进士的数量不过10万出头，想考中进士的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举人的数量看起来有几百万，但分布到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七个时期，每个朝代的举人也不过几十万。这样的比例其实并不多。而且，举人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当官。当然，在清朝乾隆十七年后，举人可以通过“大挑”进入官场。“大挑”就是让那些虽然是举人但没有官职的人有机会晋升，当时，吏部会根据举人的才能和形象来挑选。比如，某些举人可以被任命为知县，或者担任教职。

因此，科举的难度可见一斑。虽然比起之前朝廷以家世来选官，科举制度已经对贫穷子弟相对公平了。虽然很难，但只要肯用功读书，依然有机会做官。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知县为何不敢轻易得罪举人。首先，只要考中举人，便有机会入京参加会试，若才学过得去，很可能就会考中进士。进士，即使起初没什么显赫地位，混得好依然有机会成为知县的上级，甚至可能成为地方总督、中央尚书这样的高级官员。所以，知县当然不愿得罪这些有潜力的人，谁知道他将来是不是会成为自己上司呢？

其次，能当上知县的人并非庸才。举人已经拥有了当官的资格，像清朝乾隆时期的举人，如果条件合适，随时有可能通过“大挑”进入官场。举人不但可以与知县平级，甚至有可能超越知县，成为更高一级的官员。知县自然没有理由去得罪这样的人。

再者，知县要想治理好地方，就必须依靠地方的豪强。能成为举人的，往往是当地的有势力之人，这些人掌握着地方的资源和权力。知县若得罪举人，将很难得到地方豪强的支持，这对他治理地方的政绩是极为不利的。如果知县想升官，就必须讨好这些举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地方，取得政绩，最终有机会升职。

最后，知县还需要政治盟友。举人即使暂时没有官职，也有通过科举进升的机会，甚至有可能一跃成为状元、进士等高官。因此，聪明的知县一定会拉拢举人，而不是得罪他们。毕竟，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更能建立深厚的关系。如果知县在举人尚未得势时就与其交好，日后举人一旦成功，必定会记得知县的恩情，并在他升职时给予帮助，从而使知县也能随之获益，最终达成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