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矗立在旅顺口区的白玉山塔，表面看去只是一个高耸的石质建筑，可它背后的故事却牵扯着百年侵略史和国家主权博弈。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为了炫耀胜利，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建造这座塔，本意是向其天皇表忠和纪念阵亡士兵，却成了侵华铁证。

中国多次考虑拆除，日本右翼势力总跳出来阻挠，这不是简单的建筑保护，而是历史叙事之争。中国人看待此事，始终坚持用事实说话，将其作为警醒后人的实物教材。

追溯到上世纪初，日俄战争把辽东半岛变成战场，日本和沙俄为抢占中国东北权益大打出手。

那场战争从1904年2月打到1905年9月，日本获胜后立刻着手在旅顺白玉山南麓兴建表忠塔。工程1907年6月开工，1909年11月完工，塔高66.8米，内部螺旋楼梯273级，窗口18个。

塔顶原本有铜刻铭文，由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和陆军将领乃木希典合撰，记录旅顺争夺战过程，目的是美化其军事行动。

塔身设计成炮弹形状，象征征服意图，这与日本在其他殖民地建筑的风格一脉相承，但这里更突出对俄胜利的宣传。

建造过程暴露了日本殖民野心。他们从国内募捐25万日元，运来花岗岩、水泥和钢材，塔基用日俄战争中沉船的石头，这些船是日本故意沉没以封锁港口的。外部石料取自乃木希典家乡山口县黑发岛，这种材料选择意在强化日本本土与殖民地的连接。

关键是，日本强征两万中国劳工参与施工，这些劳工多从周边村庄抓来，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缺乏安全措施，死伤近千人。

相比沙俄在旅顺的港口设施，这塔的建造更依赖强制劳动，凸显日本对本地资源的掠夺。劳工们挖掘地基、运输石块、砌筑塔身，许多因事故和劳累倒下，这段血汗史成了塔的隐形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顺，日本关东军投降。

苏军视塔为日本侵略象征，铲掉“表忠塔”字样和铜铭文，将塔顶太阳旗图案改成五角星。

苏军一度计划拆塔，甚至想运到莫斯科重建，但评估后发现塔位于市区中心，拆除风险高，可能影响周边安全。

中国方面介入，认为保留更有价值，能作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证据。相比苏军从战胜者角度重塑符号，中国强调主权处置权，塔在中国领土上，处理属内政。这与沙俄以往侵略形成对比，苏军继承部分权益，如租借旅顺港口，提议带有延续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1年旅顺将塔改名“白玉塔”，请黄炎培题字。1952年，附近纳骨祠拆除，那里原存22723具日军骨灰，用于炫耀战功。骨灰移走，祠址后来建海军兵器馆。

1953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又建议拆塔，用材料在对面黄金山建更高的新塔，纪念苏中合作。

中方拒绝，认为新塔会模糊日本侵略本质，影响历史真实性。这次拒绝比1945年更注重外交考量，但核心原则不变：保留作为罪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部对塔的处置引发热议。通讯技术进步，电话网络覆盖全国，信息流通让更多人了解塔的来历。部分民众视塔为耻辱标志，呼吁彻底拆除，以清除殖民痕迹。

1980年，一位老革命了解塔史后，向中央写信要求拆塔。这反映出民众对历史遗留的敏感。但另一些观点认为，留存能强化民族记忆，服务爱国主义教育。

日本右翼团体获知后，迅速行动，他们将塔视为“圣地”，联名向中国外交部门施压，以“历史遗产保护”为由反对拆除。实际目的在于维护日本战争叙事，视塔为表彰官兵的标志。这与日本国内类似建筑如宫崎县八纮一宇塔的包装一致，都试图淡化侵略色彩。

日本反对的深层原因在于塔对他们的象征意义。它不只是纪念碑，更是日俄战争胜利的标志，涉及日本从明治维新后扩张的叙事。

日本右翼担心拆塔会切断这种连接，影响国内历史教育。中国立场则坚定：塔是中国领土上的侵华物证，处置权在中国。

相比70年代信息封闭期，80年代讨论更公开，民众通过报纸广播参与，推动从单纯情感到理性分析的转变。

最终，1985年7月11日，塔列入大连市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日俄战争遗址和帝国主义侵华物证”，正式改名“白玉山塔”，由裴文翰题字。这比早期改名更注重法律保护，避免随意破坏。

保留决定体现了中国处理历史遗迹的智慧。相比完全拆除，保留能转化为教育资源。塔周边开发登山索道、步道，连接海军兵器馆，形成景区。

1988年，海军兵器馆在纳骨祠旧址建成，展出毛泽东题词相关文物，成为国防教育基地。

塔从争议点转为景点，吸引研学团队和游客。讲解服务详述建造细节，如劳工苦难和材料来源，强调日本掠夺本质。相比日本在台湾地区神社的处理，中国无法干预境外，但境内遗迹统一策略：清除殖民标识，注入反侵略内涵。

历史不能抹除，只能正视。它见证了日本从日俄战争获利，到二战失败的弧线，也见证了中国从屈辱到崛起的历程。保留不是妥协，而是用事实反击修正主义。未来，中国会继续用这种方式守护记忆，推动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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