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之所以被称为殷，古今学者的主流观点是因为盘庚迁都到殷地，而殷指的是现在的河南安阳。盘庚将都城迁至这里后，商朝便以殷或殷商来指代，象征着商朝的首都。例如《尚书·盘庚》中记载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而《史记·殷本纪》则不同于《尚书》的表述，司马迁仅提到帝舜封商契于商，并没有提到商或殷如何变化，尽管在他笔下，商朝多次被称为殷。例如在盘庚迁殷之前，《史记》描述帝太甲修德，诸侯归殷；而帝太戊时，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由此可见，司马迁更倾向于称殷朝而非商朝，他将商朝的历史命名为《殷本纪》，而没有对商变为殷做出解释。然而，甲骨文的发现却颠覆了司马迁对商朝的称呼，并且表明殷可能与地名无关，这也可能意味着《尚书》中的记载也有误。

首先，商人始终自称为商，而从未使用殷这个称呼。在目前所发现的17万片甲骨文中，充斥着入商、天邑商等词汇，却没有出现入殷或天邑殷等类似记载。甲骨文大师罗振玉曾在《殷墟书契考释序》中考证到，史书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然而在卜辞中找不到殷字，反而多次提到入商。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商朝从未自称为殷。而且，即使在商朝都城迁至殷地之前，商朝多次迁都，也没有改变过国号。按理来说，如果仅仅因为都城迁移就改变国号，那么为什么商朝在迁都时从未更改国号？这点让人感到疑惑。

从周朝的做法来看，将商朝更换国度就更换国号的做法也缺乏说服力。周朝在多次迁都时，始终未更改其国号周。例如，周朝的定都地点经历过陕西宝鸡、丰镐、宗周等地方，但无论迁到哪里，国号始终不变。因此，司马迁称商朝为殷朝，并将商朝历史命名为《殷本纪》，显然是不准确的，正确的应是《商本纪》。至于盘庚迁都后商朝为何被称为殷，无论是商朝的自称还是他称，都不能作为依据。甲骨文没有出现过殷字，且作为霸主的商朝，其他诸侯国也不可能敢称其为殷。

此外，周朝对商朝的称呼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矛盾。在《尚书·牧誓》一文中，武王伐纣时，商朝被称为商；但在周公辅佐成王时的相关文献，如《康诰》和《酒诰》中，商朝的名称则变成了殷。然而，这些文献是后世手抄的，抄写过程中可能根据后世的认知修改了原文，将商改为殷。因此，通过传世文献，我们无法确定周朝是何时开始称商朝为殷。

相比于传世文献，考古文献更具有可信性。根据考古发现的文献，如利簋（武王征商簋）、何尊、康侯簋等，至少在周康王时期，西周普遍称商朝为商。但到了西周中期以后，无论是考古文献还是传世文献，都开始普遍使用殷来称呼商朝。这表明，周朝对商朝的称呼从最初的商逐渐转变为殷，这一变化发生在西周中期。

另外，甲骨文中殷字的出现也有些反常，尽管史书多次提到殷与商朝的关系，甲骨文中却只出现了五次殷字，而且似乎与地名无关。学者唐际根的考证表明，甲骨文中的殷字往往是独立出现，且没有形成完整的语句，无法确定其具体含义。青铜器铭文中也出现过殷字，但其含义仍不明确，因此，殷不太可能是都城的地名。

最后，甲骨文中的殷字本义可能为揭示殷之称的真相。甲骨文中的殷字由?和殳构成，现代有两种解释：一是将殷理解为表示得病与治病，象征着病态与治疗；二是将其理解为失去贵族身份的象征，表示商朝已经丧失了贵族的尊严，进入了被奴役的状态。因此，殷可能代表了对商朝灭亡的反思和警示。周公在《尚书·酒诰》中曾通过劝诫人们吸取商朝的教训，特别是商朝的酗酒问题。通过称商朝为殷，周人可能希望警告自己，避免重蹈覆辙。

总结来看，商朝的殷之称可能并非源于地名，而是象征着一种警戒和反思。周朝通过称商朝为殷，可能在提醒自己要吸取商朝的教训，并在西周中期逐渐普及这一称呼。这也让人思考，商朝如何称呼夏朝，以及夏朝的名称是否在商周更替中被曲解或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