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恢复上古三代之礼道 清朝咸丰年间的社会动荡可以用礼坏乐崩来形容。经世思想的士大夫们认为，这一混乱局面的根源在于人们无法抑制自身的私欲。因此，经世派的士大夫们提倡通过恢复礼法来约束人心，以维护统治秩序，他们认为复兴上古三代的古礼是解决危局的关键。

乾隆末期爆发的白莲教起义被认为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但经世派士大夫在面对农民起义时，关注的并非农民的实际需求，而是指责民间宗教煽动民众。张海珊亲身经历了白莲教起义，他认为民间宗教迷惑了人心，扰乱了国家的政令。潘德舆在嘉道年间也批评了当时的民间宗教，汤成烈则认为民间宗教的兴盛源于百姓缺乏教育。经世派士大夫强调，士大夫应以身作则，将儒家的礼仪规范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承担起教化百姓的责任。

在地方治理方面，经世派士大夫提倡恢复上古三代的礼乐制度，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陈寿祺在嘉道年间提出恢复周代的乡饮酒礼，他还建议将这一礼仪与保甲法结合，以加强对基层的管理。经世派士大夫主张恢复古礼的最终目的是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变成朝廷容易管理的平民。

二、恢复古礼的具体执行 经世派认为，恢复上古三代的礼法必须依赖儒家士大夫的积极参与，士大夫需要主动肩负起教化百姓的责任。湖湘经世派的代表人物罗泽南非常重视士大夫在百姓教化中的作用。他认为，平民百姓无法通过自我教育成长，必须依靠士大夫来引导。他在《西铭讲义》中强调，要依靠上古三代先王的制度来进行教化。尽管他承认不能完全照搬三代的制度，但他认为这些制度中包含的精髓不容忽视，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士大夫更加注重礼教的作用，认为农民起义的原因是百姓缺乏教化、被邪说迷惑。咸丰三年（1853），胡林翼在《论东路事宜启》中指出，时局动荡的根源在于人心嗜利，并认为恢复礼仪教化是平定乱局的关键。清朝统治阶级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更加重视礼仪教化。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在《江宁府学记》中再次强调了礼仪教化的重要性。

湘军另一代表人物刘蓉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归隐湖南，潜心研究古礼。他在《礼经发微》中专门阐述了自己对礼的看法。刘蓉希望通过研究古礼，纠正当时社会对礼的误解，并为将来恢复三代之治提供参考。经世派士大夫恢复古礼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恢复礼仪，更重要的是维持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

三、模仿上古三代的经济模式 清朝入关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农业生产，外来作物如红薯和玉米的引进，也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据统计，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朝人口为16000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增加至31150万；到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已达到43610万。人口的急剧增加带来了严重的土地短缺和贫富差距，也为民间宗教和秘密组织的扩展提供了土壤。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压力，经世派士大夫希望借鉴上古三代的经济模式，以解决当时的经济困境。

满清入关后，八旗子弟成为了特权阶层，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然而，随着旗民人口的增多及清王朝财政困窘，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为解决这一问题，包世臣提出仿照三代时期的井田制，利用直隶的盐碱地进行改造，以增加粮食产量。虽然这个建议有助于开垦荒地，但八旗子弟早已习惯了依赖政府的供应，缺乏经营土地的能力，因此该建议未能得到实施。 包世臣等士大夫提出恢复井田制的建议，体现了他们的复古和平均主义思想。面对人口压力和土地不足，他们寄希望于恢复井田制来解决粮食问题。但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晚清时期，恢复井田制并非解决问题的良策。由于农业技术的落后，粮食产量往往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国南方地区出现了严重旱灾，导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 四、推动水利建设 为了解决依赖天候的农业困境，经世派士大夫提出恢复三代时期的沟洫制，完善清朝的农业灌溉系统。施彦士认为，恢复沟洫制比恢复井田制更加迫切。1873年，王家壁在《请议行畿辅水利成法疏》中建议将南方地区的池塘坝堰改建为沟洫。李东沅在《治旱条议》中也建议各省效仿沟洫遗法，改善基础水利设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沟洫制确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灌溉方法，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经世派士大夫提出了更加务实的建议，他们不主张盲目恢复井田制和沟洫制，而是建议通过调整现有的土地制度来促进农业生产。这些士大夫主张通过合理使用土地资源、减轻徭役税赋、鼓励农业生产，并配合乡饮礼和保甲法来维持地方秩序。同时，他们还提议兴办义学、义仓，帮助贫苦百姓。胡培翚认为，虽然不应盲目恢复井田制等古代制度，但上古三代的许多做法对于当时的统治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复古思想与现实挑战 经世派士大夫的复古思想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图。他们认为井田制是上古三代制度的基础，恢复井田制是恢复三代之治的首要步骤。罗泽南对郡县制提出批评，赞赏封建制度，并认为井田制对百姓更有利。他认为，只有推行井田制，才能恢复三代时期的封建制，进而重建三代的政治秩序。尽管经世派士大夫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但他们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往往以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经济问题。面对土地和贫富问题，他们倾向于平均主义，排斥商业和货币制度。 然而，西方列强的强大源于其资本主义制度，重视商业和私人财产的保护。清朝的复古主义思维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因此，经世派士大夫提出的古时丹在现实中未能解决清朝的统治问题，反而加深了国家的腐朽和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