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初，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联合向中共华中局发电，明确指出新四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夺取上海和杭州这两大城市。这一战略决策是在当时的抗战形势下作出的，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因为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七年，最艰难的时期已逐渐过去，各方面的条件都开始朝着对中共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新四军能够抓住这一时机，攻占上海、杭州等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将对中共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控制以及东南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华中局根据这一指示要求，抽调浙东、苏南、苏中三个地区的主力南进，推进我军在江浙地区的发展。

在中共中央决定派叶飞和朱克靖带领一批干部和两个团南渡长江的同时，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粟裕主动提出请求，让他率领部队南下浙江，而将叶飞留在苏中。这个提议得到了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批准。12月27日夜，粟裕率队正式南进，随行的有一师三旅七团、特务一团、特务四团等主力部队。在经过几天连续行军后，他们终于进入浙江长兴县，并成功与第十六旅会合。此后，粟裕指挥部队稳扎稳打，立足天目山地区，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先后在两次反击战中取得了胜利，并占领了杭州西部的临安县城。此时，新四军已经朝着夺取杭州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到1945年4月，叶飞率领苏中军区的余部和数百名地方干部，从丹北渡江南下，与粟裕成功会合。随着叶飞的部队南进，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的兵力大大增强，中共的政治影响也进一步扩大。在接下来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粟裕、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稳扎稳打，逐渐为夺取大中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创造了有利条件。1945年春，华中局根据中央的指示，明确要求新四军的第一、二、三、四师继续发展东南地区，并将夺取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列为目标任务。

然而到了5月，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明显变化，开始采取扶蒋压共的策略。与此同时，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暂时停歇，这为国民党集中精力对付新四军提供了机会。国民党将领上官云相、李觉等人调集了近15个师，目标是清剿粟裕和叶飞的部队，并准备接应盟军登陆。然而，他们严重低估了新四军的战斗力，尤其是低估了粟裕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在天目山的第三次反击战和四明山保卫战中，新四军在粟裕指挥下取得了胜利，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打击。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中央因应这一重大转机，决定实施战略大反攻。

两天后，中共中央再次向华中局发电，明确指示新四军各师及苏南、苏中、浙江的部队要协同作战，集中主力占领上海、杭州、南京、宁波等大城市和重要交通要点。11日，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要求，苏浙军区部队迅速集结，以夺取南京为重点目标，同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要求新四军第七师渡江后夺取芜湖，浦东、浦西部队则择机占领上海。到这里，新四军对江南大城市的占领计划已经全面铺开。但仅仅过了一天，8月12日，华中局接到中共中央的指令，要求放弃占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计划，改为将力量集中在占领乡村和一些县城上。

此外，中共中央还指示，当时仍在江北的新四军部队不再南下，而是继续执行任务，重点攻占津浦以东、长江以北以及淮河以北的各大城市。那么，为什么中共中央在这个关键时刻决定放弃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计划呢？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蒋介石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已经派重兵占领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和附近的交通线，同时要求中共军队驻防待命，明显是想抢占日军投降后的胜利果实。

其次，中共中央通过全面分析，认为在当时整个华中地区的国共力量对比上，中共处于明显的劣势，贸然实施夺取大城市的计划是不现实的。此外，中共中央还必须考虑到即将进行的重庆谈判及国共关系等多个因素，此时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显然不合时宜。总的来说，当时新四军并不具备攻占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条件，必须谨慎行事。13日，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向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放弃原计划，停止南下并专注于扩展乡村和中、小城市。

这一战略调整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新四军领导人对形势变化的清晰认识和务实态度。事实证明，新四军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战略，将重点放在解放广大的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并确保中共武装力量的生存与发展，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由于这一调整，短短一个月内，新四军江南部队先后解放了15座县城，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浙西、苏南等地区的解放进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