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曾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等职务，战后进入战犯管理所依旧坚持不认错。他在《口述自传》中提到：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过了几天，他们还是让我写悔过书，我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后才被特赦出来。熟悉文强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都知道，文强在内战期间并没有犯下大罪，如果他认错，可能根本不需要等到特赦。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个顽固且尖刻的刘安国，历史原型正是文强。与刘安国的顽固不同，文强的态度并没有那么固执：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与看守员关系不错。后来监狱长换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姚伦，曾在俄罗斯留学，后来从公安部退休，我们俩还一起拍过电影，是好朋友。我在监狱里忙得很，担任学习组长，负责墙报和文艺，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也管这个，过节时还写些纪念文章。

有看过电影《决战之后》的观众一定会注意到，片中的顾问正是姚伦。文强与他拍电影指的就是这部电影。文强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较好，受到了一些关心：周总理在战犯名单中看到我，便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萧劲光还派了四名警卫把我送到北京。当时我以为会见到周总理，没想到竟然被送到了德胜门模范监狱（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些东西。我问：‘写什么东西呢？写封信吧。’监狱长说，不是简单的信，要写悔过书。我说：‘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文强一直坚称自己爱国爱民，认为自己并未犯什么大错，他在军统期间主要对付的是日伪特务和贪官污吏，而不是共产党。他提到，陈诚在东北大开杀戒，枪毙了三个中将，活埋了包括中将和少将等三十七人，这些他认为是他作为东北行营督察处长的功劳。他自认为除掉了危害百姓的贪官，还削弱了蒋军的实力，打击了蒋军的士气。

《文强传》中提到，作为督察处长，文强收到的举报信堆积如山。虽然他认为被枪毙的中将并未死，资料显示他们并没有完全被枪毙。例如，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外事处长李修业，虽然在战时被陈诚处决，但新中国成立后李修业成为江苏政协委员及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显然并未死亡。至于李耀慈和田湘藩，也并没有被完全确认死于枪毙。文强认为他们已经死了，因为陈诚最后要对他下手，自己只能通过上面的人脉逃脱。根据《文强传》，文强从与陈诚合作的国防部第二厅情报处长叶楠处得知，陈诚已经将他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因此建议他趁各部门改组时自己离开。文强最终通过关系成功调离，工作交给下属后，留下了有要公奉召赴宁，请假一月的纸条，便悄悄离开了。后来，他在世叔程潜的帮助下调往湖南，担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之后被杜聿明调到淮海战场，最终被俘。杜聿明在1959年得到特赦，而文强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

杜聿明与陈诚曾有过矛盾，他在《我在辽沈战役中所见之国民党高层百态》一书中提到，陈诚虽然指挥不行，但在东北也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陈诚将东北的国民党正规军扩展到十四个军后，大力整顿军纪，打击党政军中的贪污人员。像冯恺、李修业等高级军官，都是在陈诚的打击下被捉拿处理。尽管如此，陈诚的排除异己手段并未完全得到认可，很多军官对他心生不满。陈诚的军事指挥能力不足，导致蒋军在东北的形势越来越糟，最终他决定向妻子求助，借用夫人路线从宋美龄那里获得支持。1948年2月5日，陈诚灰溜溜地离开东北，留下了满身骂名：陈诚初来东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结果最后是一个草包，紧要关头逃走。说什么同沈阳共存亡，结果竟然用自杀来骗将领，简直是个骗子，谁还相信他呢？杜聿明回忆，陈诚的精神状态并不差，反而看起来比过去更好。陈诚的逃亡和他在台湾的日子，几乎没有人再提起他在东北的暴行，尤其是他曾枪毙与活埋东北高级将领的事。

虽然文强在东北并没有做过太多有罪的事，但他仍未能逃脱被俘的命运。杜聿明把他调到淮海，若不是程潜的安排，文强或许会和程潜、陈明仁一同起义。若那样，他的命运或许会截然不同。文强作为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也曾担任过领导川东特委的职务，按这份资历，他的军衔也许会更高。尽管他坚持自己在东北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且并未参与地下党的暗杀行动，但他所说的关于陈诚大开杀戒的事却并不准确。至于陈诚在东北究竟是在整顿军纪，还是在消除异己，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至于陈诚的军事与行政能力，不少人认为他的指挥才干远不及其他有能力的将领，虽然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成绩，但他在东北的行动未必能算是成功。